从登山到电影，中苏电影贸易往事_第一院线 -爱电影！爱生活！

正在热映的电影《攀登者》里有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故事，既中国登山队在60年代第一次登上珠峰顶峰时，前苏联在国际社会带头不承认我国这次登山成绩。而另一方面，我国登山队的核心成员亦都是在前苏联学习并训练登山，大家也都承认关于登山或者其它方方面面，在那个年代中国受到了前苏联的一些帮助。这么一看，那时的中国与前苏联还真有一点“相爱相杀”的味道。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不只是登山等运动，我们最关注的文化方面，尤其是电影这一块，我国和前苏联同样有一段从「帮助」到「抵制」的历史。通过了解中苏之间的电影贸易往事，我们可以窥见在建国之初我国对于电影文化传播的重视，以及前苏联想要“趁虚而入”利用电影贸易抢占我国电影进口市场的野心，更重要的是可以看见面对前苏联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蚕食时我国捍卫国家文化安全的决心。

时值祖国七十年生日之际，是时候来回顾一下这段建国初期的中国进出口电影的往事了。

为群众社会认同构建

而引进的苏联电影

新中国成立之初时就提出了“一边倒”的国策，既在政治上倒向前苏联阵营，并且中国作为全球社会主义的重要一员加入社会主义联盟，这样也能够会新中国的政权提供大量合法性。此时此刻的新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重塑中国人民的认同感。而在当时被决定出来帮助实现群众获得社会主义认同感的手段——就是电影。

著名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

因此在建国初期，为了加强新中国国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我国大量引进了各种前苏联的故事片、科教片和短片。从《重写电影史》的数据统计上看，自1949年到1957年，短短8年间我国的引进片数量从3部增加到103部，多了30多倍；短片也从17部增加到76部，也翻了4倍多。而这些引进片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电影长片有65部、短片有63部，分别占总量的63.1%和82.9%。可以说作为进口电影，前苏联的影片当时在我国的传播面最广，市场占有率最高，对我国的文化影响也最大。这个市场占有率，是如今在中国火透半边天的漫威都无法比拟的。

而不只是市场方面，观众反响方面也同样拥有惊人的成绩。这8年间，前苏联影片在中国已有观影人次有14亿以上，其中《夏伯阳》《列宁在十月》《普通一兵》这类苏联经典红色电影在中国的观影人次都是2500万次以上。《青年近卫军》和《乡村女教师》这类当时深受年轻人喜爱苏联影片的观影人次也都在1500万次以上。可以说我国建国初期，观看前苏联的电影已经成为我国人民群众娱乐生活以及情感教育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受当时年轻人喜爱的《青年近卫军》

由此可见，用前苏联电影的大量引进来加强新中国国民的社会主义认同感，这个目的可以说用了建国之初的8年时间基本完成。前苏联电影很好地向新中国人民展示了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模样，也让红色电影里的个人英雄主义成为中国一代人心中的榜样，同时也加强了建国之初经济并不发达的中国人民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以及愿意为祖国实现社会主义而努力的责任感。以上种种社会效益，也可以说影响至今，由电影开头，中国文化至此开始进入一个“大红色时代”。

“驱赶”好莱坞

苏联电影在中国市场占据半壁江山

在大量引进前苏联电影时，为了能让社会主义文化传播更顺利，当时我国还有另一项措施来帮助红色文化的普及——驱赶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二战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被划分为两个阵营，互相在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再加上美苏冷战的影响，所以别说是那会儿刚成立的新中国，在全世界也很难找到一个国家的电影市场能同时包容美国和前苏联两个体系。在决定“一边倒”向前苏联后，冷落好莱坞在当时的中国电影市场里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

而好莱坞在中国市场开始受冷从译制片的数量就可以看出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译制片就是来自前苏联的《普通一兵》，而主要以译制片会主营业务的上海制片厂其第一部译制片也是苏联影片《小英雄》。至此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准确说是 1949-1966这27年间，苏联影片几乎占据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依旧是来自于《重写电影史》的统计，这二十多年里长春电影制片厂一共译制了452部影片，其中来自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一共有399部，其中苏联有226部，他们分别占总量的88.27%和50%。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被引进和译制的电影仅53部。

而从1950年开始译制片工作的上影厂，截止到1966年为止，仅1 6年间就译制了424部影片，其中苏联影片179部，占总量的42.2%，其它社会主义国家176部，占41.5%，资本主义国家电影仅69部，这里面有19部（近三分之一）还是1962年中美关系变好后译制的。

而前苏联除了通过译制片数量在中国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之外，由于两国之前当时政治立场的同盟，互相还多次阻止了电影周和展览月形式的电影文化沟通。如 1950年的时候，前苏联就在国内30个大城市举办了中国电影周，帮助中国电影在建国初期就实现了对外输出。此后在1951、1954、1956、1959年，前苏联的莫斯科，苏宁格勒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首都都举行了中国的电影节活动，我国的电影人每次都被大量邀请。

而我国作为一个自古礼尚往来的大国，自然也要回归前苏联的礼遇。在1951-1957年之间，我国都为前苏联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北京、上海、沈阳、广州、汉口、重庆、西安等城市举办过大型的电影周活动。在当时可以说影响范围巨大，受众层面极广，一派举国为电影欢庆氛围，这样的情况如今也已再难见到。这其中尤其是1952年的“中苏友好月”活动极大地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前苏联的《难忘的一九一九年》《骄傲的顿巴斯》《金星英雄》《明朗的夏天》这些新中国首批引进的彩色电影，都在那次活动月里被大量推广，观影的活动甚至深入到农村、工厂、部队。

我国首批彩色影片《骄傲的顿巴斯》剧照

这段长达8年的蜜月期是中苏文化交流的一个好时代，也是电影在中国普及的一个好时代。它不仅帮助新中国的人民通过电影确认了自己的新身份，也让电影文化早早地深入人心。可以说这段时光也为中国电影在六七十年代停滞了十年后依然能够崛起打下了基础。但是国与国的文化交流始终不会一直稳定，有一些隐藏在中苏电影贸易背后的问题慢慢暴露出来。

与苏联决裂的60年代

和前苏联的贸易合作问题的弊端发现时1957年。当时我国已经意识到尽管引进了大量苏联影片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但我们自己的电影对外输出并不给力。只进不出的情况长期下去，对经济和文化两方面的建设不是好事。另一方面是彼时前苏联内部出现政治分裂，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出现动摇的前兆，前苏联兴起的修正主义也被我国领导人视为是一种“万恶之源”。两方面的刺激下，我国电影市场从60年代开始与苏联便渐行渐远知道完全隔绝。

首先是出口和引进不平衡的问题，从数据上就一览无遗。根据《当代电影》的统计，自新中国成立后到1962年，中国一共从前苏联引进951部电影，其中包括长片394部，短片557部。而前苏联在这期间仅从中国引进198部电影，这其中在前8年的数据更少，只有59部。也就是说有后面的100多部还是前苏联意识到中国不想再合作后想极力挽回做的“面子工程”。

但这会儿才开始重视引进中国电影为时已晚。

1958年的时候，意识到电影贸易不平衡的中国决定不再被动。彼时我国也已经有自己生产红色电影的能力，最初建立人民群众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目的已经可以自行解决。所以那一年我国一反常态在那年仅从前苏联引进了20部电影。苏联方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刻降低了出口电影的售价，从原来的35000卢布降低到30000卢布，并为了进一步讨好中国提高了对中国电影的引进数量，以及报价从75000卢布提升到90000卢布。还在1960年的时候和我国文化部重新签订了交流协议条款，目的只有一个——保住中国这块电影市场大蛋糕。

当时人民群众极其热爱看电影

但前苏联没有注意到的是，中国自己的电影制作工业已经迅速发展起来，而他们自己的电影也因为思想问题逐渐不再符合我国的价值方针。

面对苏联笑里藏刀的讨好，我国没有过多理睬，到1964年之前一直保持每年引进10-20部苏联影片的习惯，保持贸易关系的存在。但在另一文化方面，开始对前苏联进行批判。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就在当时公开批判苏联电影《雁南飞》：“过分渲染战争的残酷和不幸，是追求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艺术的反应，上映此片，对今日的国际斗争形势不利……影片描写苏联后方非常混乱，人与人之间毫无革命友谊，也看不出苏联人民的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