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国际纪录片节原创 文丨 蓝靛
林昭重回公众视野，始于2009年。
林昭重回公众视野，始于2009年。
在鲁迅的故乡绍兴，中考语文试卷中出现了这样一道成语运用的选择题：
下列句子中，加粗的成语运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A.他心高气傲，目空一切，总喜欢（妄自菲薄）他人，结果可想而知，没有人愿意同他打交道，他成了大海里的一叶孤舟。
B.从太空回眸我们这颗生存的星球，在（变幻莫测）的白云的飘忽中，它总是散发着一种浅蓝色的绚丽，谁也说不清那究竟是大海还是气晕的颜色。
C.林昭曾说：“我们的血是再鲜艳不过，而且是再灿烂不过的墨水，人世间其他一切墨水在这样的墨水面前统统都不免（黯然失色）。
D.凭着健壮的体魄，你可以支撑起一方蔚蓝的天空；凭着旺盛的精力，你可以开垦出一片神奇的土地；凭着巨大的潜力，你可以变得出类拔萃，令人（刮目相看）。
尽管绝大多数孩子并不知道林昭是谁，在匆忙的考试中也顾不上去追问，但，林昭这个名字与他们的生命还是相遇了，而且是在一次重要的考试当中。
1960年10月，林昭因在《星火》杂志上发表了《普洛米修斯受难的一日》长诗，被定反革命。
在经过长期关押后，最终于1968年4月29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决。
时年36岁。
时隔50年，想要透过历史碎片还原一个完整的林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在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看来，什么都无法阻止他去探寻历史尘封下与世隔绝的真实魂魄。
为此，他放弃新华社的记者工作，全心投入林昭的世界，最终完成了这部纪录片。
2011年11月，在香港举行的阳光华语纪录片奖颁奖典礼上，该片获得首届阳光华语纪录片奖长篇组金奖。
50年前，林昭的血已流尽，她在狱中用真正的鲜血书写下几十万字。
在她被枪决的第三天，1968年5月1日，政府派人到她母亲家索要了五分钱的子弹费……
在国家正遭受着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迫害和人祸浩劫时，林昭选择了以最危险的方式坚持自己的诚实和良知。
《寻找林昭的灵魂》并非一部仅仅关注于在林昭之死的纪录片，而是更多的还原了林昭作为一个姑娘，曾怎样的天真过、美丽过、梦想过、疯狂过、迷茫过、痛苦过、警醒过、挣扎过、坚持过、爱过，生活过。
比如，该片客观展示了林昭曾与许许多多天真而热烈的青年一样，怀抱崇高理想，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事实。
林昭在血书中写到：“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至今臂肘之上，伤痛犹在……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
在林昭发出“人间何世”之悲声的那天，她是否还记起土改时，在寒冬的水缸里挣扎嚎叫的地主呢？
自北方一个名叫元宝村的地方开始，在中国农村将近三年的土改运动拉开了帷幕，约3.1亿农民置身于这场暴风骤雨之中。
尽管这场以疾风扫落叶般开展的以重新分配农村生产资源，消灭地主阶级，达到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而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运动直到今天也是争论不断，各执一词。
其实，关于“翻身”“打倒”“生产”的历史话语，切切实实的掀起了农村底层的革命激情。
1950年5月，18岁的林昭刚刚结束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为期10个月的学习生活，便热情似火的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奔赴农村，参与到那场著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
土改是林昭的首次政治实践。
呈现在她眼中的景况是水泊梁山式的革命理想画卷，而这种胜利一方自由支配权力并极大享受权力快感的实践方式，使林昭更加坚定自己追随权力的信心。
林昭在那时有一种胜利者的优越感和成就感。
她可以一面在道德上苛求革命者本身，一面将专政对象放进水缸，听任他在寒冬里彻夜惨叫。
林昭听到了那撕心裂肺的号哭，说这是“冷酷的痛快”。
林昭曾说：“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也对不起党和人民。”
毛泽东被林昭多次称做“父亲”，他不但是她精神上的父亲，更是亲情上的父亲。
早在1949年，林昭便与家庭决裂，拒绝了母亲留学国外或是报考北大的要求，并立下“活不来往，死不吊孝”的字据。
入狱后的林昭常常显露出女性的柔美特质，她会用糖纸、细绳叠着帆船纸鹤。
但只要思想冲决奔腾，林昭便会放下活计，拔下别在发间的发卡用力刺破肌肤，蘸着淌下的鲜血开始书写。
她开始真正了解“冷酷的痛快”下的政治阴谋，也开始了真正酷烈的自我拷问。
之前的林昭是一个说过假话，做过亏心事的人。
她曾无中生有编造过母亲的所谓反动言行向组织告密。
也正因如此，林昭之后的转变才显得意义非凡。
“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
这是多年后林昭对母亲的悔过之言。
1957年，林昭开始了她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嬗变。
林昭曾说，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她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
甚至听到、看到、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他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
1957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这要从1956年说起。
这一年，北大党委决定创办一个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同时停办《北大诗刊》，对其原来的编委会成员做了增补，新成立《红楼》编委会，林昭是编委之一。
1957年5月19日，《红楼》编辑马嘶、李任、孙克恒、薛雪、康式昭、谢冕、任彦芳、杜文堂、张钟、张元勋和林昭一行十人游览了颐和园。
当十人游览完颐和园返回北大已近黄昏。
张元勋，沈泽宜在北大学生大餐厅东门外的墙上贴出了早已写就的大字报《是时候了》，开启了北大以提倡“法制与民主”为目标的“五一九”民主运动。
但年轻而流淌着纯净血液的北大学生们没有想到，这场运动竟早已被编织周密的“阳谋”所算计。
然而就在“五一九”的民主星火出现之初，林昭的内心中仍旧持排斥和观望的态度。
她听着同学们慷慨激昂的演讲，看着大字报上正反两方的辩论，一向多语的林姑娘沉默起来，开始陷入思考。
那时的林昭，虽然欣赏“右派”同学的敢说敢讲，但内心中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
可以说在“五一九”期间，林昭是个典型的旁观者，然而在1965年第三次血书《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中，林昭把“五一九”运动视为民主抗暴运动并声称自己是“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
如此地覆天翻的思想巨变要经过怎么的历练才能完成，其背后的灵魂煎熬该有何等的酷烈惨痛。
林昭公开表示：“‘五一九’的旗帜绝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绝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绝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继续到他的最后一息”。
在《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里，林昭多次使用“年青的反抗者”这个命名。
在附录的《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里，曾对林昭列有“1957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的罪名，林昭大义凝然地批驳说，这是“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
27字的批驳，使用了“极权”“伪善”“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四个可谓掷地有声的词语，即便在今天，如此酣畅淋漓的批评文字也不多见。
距“五一九”十天之后，《红楼》编辑部召开了会议，宣布将张元勋和李任开除出《红楼》编委会的决定。
因为两人参与了右派刊物《广场》的策划编辑活动，在“两条路线斗争”的会议上，红楼编委多有批判之语，林昭也发了言：“我有受骗的感觉”。
林昭受了什么骗？
张元勋和李任与林昭同为《红楼》编委，其中张元勋与林昭的交往更为密切，可谓同窗知己。
林昭之所以愤然说出自己有受骗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没有想到一个与自己在思想上甚至情趣爱好上都有相近之处的人，竟然是包藏祸心的资产阶级走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
林昭说自己“有受骗的感觉”是应景之语还是由衷之言呢？也许兼而有之。
但林昭的确是说对了，她受骗了。
在林昭为张元勋争辩的第二天，出现了一张《致林昭同志》的大字报，林昭开始受到攻击。
而这之后，林昭短暂的沉默了。
因为那句“组织与良心的矛盾”，她被班上组织批斗，那时之林昭开始真正理解当日批斗张元勋时“我有受骗的感觉”的自语了。
不久，林昭即被划为北大八百名右派之一。
林昭生命中可贵的血性和风骨开始表露出来。
在被批斗的过程中，八百多名右派中，林昭是唯一一个没有检讨的人，她激烈的对批斗她的人说“我有观点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天日可鉴，在那个无理可讲无情可陈的年代，平等、自由、和睦、和蔼的奢求胆敢以声音来表达的，是何等之气魄？
从怀疑、犹豫、挣扎、矛盾到抗争，林昭经过了一个从成长到成熟的过程。
1957年8月之后，随着反右的扩大化，北大师生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名被打成右派。
林昭万念俱灰，悲愤之中的她选择服食安眠药自尽，由于同学及时发现，林昭自杀未遂。
但这种以死相抗的做法被当局认定为“态度恶劣”并判劳教三年。
林昭居然跑到团中央去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
良知是一种勇气，只有勇者方可担当。
在经历了一番巨大的思想转变后，林昭将青春血液中无知的成分蒸干挥发，而化为青春的捍卫精神，或许与林昭的家世不无影响。
幼时的林昭一直过着上海的贵族生活。
她的衣服都送到洗染店去洗，平常礼尚往来，纪念册上尽是诗人给她的题词。
可，优越的物质生活并未让林昭走进自己父亲的精神世界。
林昭始终是以革命者的姿态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林昭之父彭国彦是国民党党员，曾留学英国威斯敏斯特，接受欧洲民主宪政思潮。
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主修政治经济。
1926年毕业时，论文是《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
1928年9月，在国民党政府举办的首届县长考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
彭国彦生性孤傲，拥有贵族式的桀骜和清高。
他一面秉承着就是文人的刻板气，一面又尝试接受着多元思想的洗礼。
林昭虽然无法完全理解父亲，并一度与他划清界限，称父亲为反动官僚，但在宿命的安排下，林昭却继承了彭国彦灵魂中的精髓。
林昭曾如此解释自由：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同样也不得自由。
狱中的林昭曾书《家祭》：“三十七年的血迹，谁复记忆？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牢狱里哭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我知道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教妈的是您！”
许宪民正是在其兄的影响之下投身革命，16岁便跟随许金源从事进步活动。
直至嫁与彭国彦后，依然矢志不改进行抗日宣传，还因此被日本宪兵队逮捕。
造化弄人，无论是父母，舅舅，还是林昭，他们都没能逃出被吃掉的命运。
片尾，导演胡杰经多年寻访，终于找到林昭骨灰的踪迹。
他赶往上海，在一间装有数千骨灰盒的大房间里，谨慎小心的打开了林昭的骨灰盒。
而里面仅有的是林昭明显夹杂着白发的长发。
而包裹这些长发的报纸是一张1966年9月13日的《解放日报》，头版印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