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是公司拍摄的最后一部剧了。”许桓的语气既疲惫，也带着些许沮丧，他已经为了剧组复工备案忙碌了一个星期，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准备充足的防疫物资，对照着剧组所在影视基地公布的安全复工指导意见一条一条确保达标，“再不复工真的要撑不住了”。

许桓是北京一家影视制作公司的执行制片人，去年12月，他带着剧组入驻某影视基地，原计划3月份杀青，但受疫情影响，整个剧组停拍两个月，二百多人原地休整，剧组工资和食宿费加起来每天都有二十万打水漂，加上器材、道具、场地的租赁费用和其他空耗成本，两个月的停工损失达到上千万元。

比损失更让人害怕的是未来的不确定性，疫情之下，上游制作公司资金短缺，很多项目都有夭折的风险，而出口端的播放平台和院线，前者深陷亏损泥潭，购片预算进一步缩减，后者迟迟无法开门营业，整个影视行业陷入困境。

对许桓他们公司来说，能不能顺利复工拍完手头这部剧，能不能尽早回款，有没有资金筹备下个项目，全都是未知数。

在疫情之前，影视行业经历了长达一年半的去库存调整期，项目备案、开机和发行获批数量都大幅下滑，没项目做，制作公司倒闭，上下游的从业者供过于求，有的失业，有的转行，很多人靠着毅力坚持下来，等待行业复苏回暖，没想到等来的是雪上寒霜。

4月15日，一份来自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和首都广播电视制作业协会的倡议书号召全行业厉行节约、共克时艰、规范行业秩序，进一步明确了控制项目数量、压缩人员和成本、治理行业弊病的目标，也预示着寒冬将持续下去。

独立编剧张花荧上次卖出去剧本是在2019年初，她只能靠不断地创作给自己一点安全感，但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武术指导赵鸿飞已经在家歇了三个月，他每天都在等电话，等待机会；某影视基地群头蔡哲的微信群人数越来越少，复工剧组严格控制群演人数，他们的生计难以维持，不少人都另谋生路。

疫情加速行业洗牌，但这远不是几家公司、几位明星的事，冰山之下的广大从业者将直接面临最残酷的生存竞争，有的人被抛弃，有的人还在苦苦坚持。

疫情下的剧组困境

从一月底停工以来，蔡哲管理的群众演员通告群每天都有人在问同样一个问题，“剧组什么时候才开工？”

问题抛出来后大家闲扯几句，互相打打气，蔡哲也着急，隔三差五就去问几个关系好的副导演，但答案无一例外，“再等等通知”。

这个将近200人的微信群，停工两个多月后，走了一多半人。蔡哲理解他们，正常情况下群演一天的平均收入也就50-80块钱，还不一定每天都有活儿干。剧组完全停工后，所有人直接断了生计。有些人靠着影视基地演员工会发放的微薄补贴勉强生存。“一个月500块钱，糊口都不够，还好以前有些积蓄，能熬一段时间”，横店群演王谦说。

在影视基地封闭期间，王谦喜欢和一些朋友拍段子玩，发到短视频平台上，有些人还做起了直播，希望能赚一些打赏增加收入。前几天，有些剧组陆续传来复工消息，蔡哲的微信群又活跃起来，但是剧组那边要的人比以前更少，竞争更加激烈，一条招人消息发出去，有人老早就去约定地点等着，大多时候等来的都是失望。

“现在复工的剧组在招群演的问题上比较谨慎，防控要求很严格，谁都不会冒着风险去招人，所以尽量少用甚至不用群演。”许桓说。目前，绝大部分复工剧组都要满足“春节前滞留影视基地，无新增外地人员，全体身体检测安全”等条件，流动性大的群众演员会显著增加风险。

有一些剧组得以复工，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4月18日，《美好的日子》剧组杀青，制作方公开表达了对500多位剧组演职人员151天风雨同舟的感谢。

1月12日左右，疫情尚未蔓延，剧组就意识到疫情扩散的风险，开始排查组内所有人员的进出情况，增加跟组人员的数量，疫情爆发后，对所有进组或返组人员实施14天隔离，酒店、摄影棚两点一线，完全不与外界接触。组里安排了一个15人左右的保障小组专门出去买东西，负责保障几百人的吃住行，他们也完全不和组内人接触，就这样度过了停工期。

3月28日，做了无数预案、报了无数材料、和当地主管部门协调无数次之后，剧组开始尝试复工。在这之前通知所有演员提前14天返回，单独隔离并做核酸检测，戏不多的演员返组后也不能离开，很多演员是他们从外地直接用专车接走的，从家里到组里无缝对接。拍摄过程中，全员佩戴口罩且一天两换，剧组通过各种渠道凑足了几万个口罩，花了不少钱。

“不敢松懈，措施做得再详尽心里也悬着，但是你再不拍也不行了。演员们没有和剧组谈周期超期的事情，王千源还多次主动表示降低片酬与剧组共渡难关。”承制方之一北京亿阳太阳传媒创始人高金玺对燃财经说。

直到最近，陆续复工的剧组开始变多，但有一些难以达到防疫要求的剧组还在苦苦等待，有些小微剧组则干脆放弃复拍，结算各项费用后项目中断。

“有实在撑不下去资金链断掉的，也有一些选题不是很好，评估过后觉得销售无望的，基本能复拍的都是销售前景还不错的项目，更多还处在筹备阶段没有开机的项目都在观望，其中很多可能就夭折了。”高金玺说。

公开的建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的计划开机项目有90余个，但截至目前，仅有24个项目开机，其中14个集中在1月份，10个是影视基地复工后开机，去年前四个月的开机数量为78个，同比下降了69%。

“以后的项目大家都会保持观望，中制协的红头文件也给了提醒。”许桓说。在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的那份倡议书中，明确要求全行业认真分析市场容量和观众需求，谨慎立项，谨慎开机，把电视剧网络剧的数量控制在科学适度的范围内。

项目的减少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编剧卖不出剧本，演员无戏可怕，各细分工种供过于求，陷入激烈竞争。除了横店、象山等大型影视基地外，原本就接不到剧组、处在生死边缘的影视城，如果找不到新的出路，将直接被淘汰，在影视基地产业链上从事餐饮、道具、车马、群演等相关从业人员也将陷入生计难题。

裁员、降薪、过苦日子

早在疫情之前，影视行业就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调整期，原因是前几年市场迷信流量明星和大IP，再差的剧本和制作，只要有明星站台就不愁销售，再加上播放平台对版权内容的追逐，愿意以高昂的价格为这些项目买单，整个行业的平均成本、剧集售价和利润空间都不断提升，吸引了大量资本进入。

而自从明星税收问题曝光后，主管部门三番五次要求“限薪”，播放平台在掌握主动权之后联合起来压低购片价，加上金融监管加强后影视公司融资不畅，制作方开始陷入两难，项目减少，成本被压缩，紧缩腰带过起了苦日子，此前积压起来的剧也需要慢慢消化。

1月初，多家券商机构的行研报告认为今年一季度影视行业会触底反弹，但燃财经采访多位行业人士均表示，去库存并没有完全结束，爱奇艺创始人龚宇也曾在2019年Q2财报电话会上表示“不缺剧”，疫情导致的停工延期只是加速了行业的出清过程。

“此次疫情对我们影视制作业的冲击很大，全行业面临资金严重短缺、生产周期延长、疫情防控困难、购片价格锐减等一系列困难。”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的倡议书中提到。高金玺认为，疫情会加速行业的优胜劣汰，原先就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这次会彻底倒掉，行业再也没有办法浑水摸鱼，想活下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遵从创作最基本的规律，从内容抓起，做符合市场的产品。

这对所有人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下半年能继续开机的，大体上都属于心中有热爱、兜里有银子、买家有着落的剧组了。”西太湖影视基地总经理许秀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叹。

制作公司想要度过冬天，首先要找到好剧本，然后拿着剧本找好平台的买家，最后要用最大的资源利用率把项目制作出来。

找剧本相对容易，找买家比较麻烦。目前的买方市场中，卫视和网播平台是制作公司的金主，平台定制剧基本不用担心出路，疫情影响下，平台可能进一步压价。

算来算去，只能在自己身上动刀子。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号召，各摄制组精打细算，下决心压缩人员、车辆和物资配置，下决心压缩在服装、制景和特技上过度追求奢华的投入。

“一个剧组压缩成本，会在美术、制景、人员、车辆等各方面动刀。可能之前会给大牌演员安排一个房车，现在就变成一个商务车；剧组之前有10辆依维柯，现在只弄9辆，大家一起挤挤；之前伙食很好，现在也压缩一些。这都没办法，公司拿到的投资压缩，后面整体都要压缩。”资深武术指导赵鸿飞说。

条件艰苦一些还能忍，但更残酷的是缩减人员。“疫情影响下，大家都紧衣缩食，但主管部门一表态，不止是群演，很多其他工种也用不了那么多人，很多人失业不是暂时的，疫情结束后也将成为常态，以前我们经常说的那种‘大制作’会越来越少。”许桓说。

除了行业整体性“裁员”外，有活儿干的人也会面临降薪。从出口端看，目前各播放平台购片与自制片订制价格已经下降了30%-40%，剧协建议电视剧、网络剧的制作成本应该控制在每集400万元人民币以内，摄制人员酬劳也应该同步降低30%。国剧各个工种预计会迎来降薪，头部的演、导、编工种，降薪幅度会比其它工种（服化道等）降薪幅度大。

2017年播出的IP古装大剧《择天记》总投资4亿人民币，每集成本约700万，演员片酬1.6亿，仅鹿晗和古力娜扎两位主演的片酬就达到1.3亿，而连续拍摄137天下来，全剧组600人的开销仅为2400万，包括食宿、车辆、劳务等，算下来每个幕后工作人员赚不了多少钱，工作强度又大，都是名副其实的“影视民工”。

到了2018年，主管部门严格执行明星“限薪令”，要求演员总片酬不超过总成本40%，主演片酬不超过总片酬的70%，单部总片酬不超过5000万，单个演员单集片酬不超过100万。在疫情影响下，中制协进一步强调平衡主要创、演人员和普通专业工种之间的收入，编剧、导演、男女主演片酬均不可超过总成本的10%，可以更好保护行业内的弱势群体。

初衷是好，执行起来却有困难。

编剧张花荧表示，影视行业有一些潜规则，政策有很多漏洞可钻，“合同上白纸黑字的片酬不超过40%没问题，但收入可以从其他渠道弥补，比如从影视剧插播的广告收益里分成，最后算下来，明星还是拿那么多。”

多位行业人士均向燃财经表示，大牌的明星导演都不会受太大影响，最难的是编剧、中小演员、群演、幕后专业工种，他们是影视行业断臂求生过程中被锯掉的部分。

被牺牲的“影视民工”

有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已有超过7000家影视公司注销。

倒闭潮之下，张花荧身边的很多同行选择转行。“很多编剧朋友彻彻底底地放弃了这个职业，逃离了这个圈子。他们经历了这么漫长的时间，完全没有任何收入，不能坐吃等死。”张花荧对燃财经感慨。

她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上一次卖出剧本还是在去年初，最近一年多一直没有收入。她笑称自己是抱着最后一点希望的真爱党，即便如此，她还是反复说着“太难了”。

事实上，编剧群体是影视圈相对弱势的一部分人，政策和市场都对编剧有极大限制，“主管部门、资方、平台、导演、演员甚至是观众，都可以指导编剧写东西，反而是编剧自己没有话语权。”张花荧说。

目前市场上95%的项目都是IP，因为更容易得到平台的播出保证。这样一来，原创的剧本不占优势，很多编剧就等着制作方拿着买来的IP找上门来改编，完全没有话语权。除了极少数头部编剧，大部分人只能混口饭吃。

国产剧对于剧本的投入始终处在链条的底端，整个编剧团队几乎连总成本的5%都拿不到，很多甚至不足1%。也就是说，一个亿的项目，编剧费用只有一两百万，大牌编剧拿走大头，剩下些汤汤水水给小编剧们分。原创则更难，创作期完全没有收入，疫情期间完全卖不出剧本，就只能吃老本。

除了赚得少，编剧还容易挨骂，观众会把剧情方面的瑕疵都归结给编剧，但实际上很多剧情，编剧没有决定权，有些明星喜欢自己带编剧进组，要求针对自己的戏份修改台词，改出来和原剧情完全不一样，最后被骂的还是编剧。

“影视行业里我们这些个人编剧、个人导演、个人制片，填个人信息时，都是登记成无业游民。我们属于这个行业，但任何保障都没有，活得太悲哀了。”张花荧无奈。

除了编剧外，一部电视剧的各类幕后专业工种人员也是弱势群体。

有多年经验的武术指导赵鸿飞已经在家闲了三个多月，原计划2月开拍的剧组受疫情影响一直没有开机，近年来古装、玄幻之类的题材限制很多，武行势必面临降薪甚至没活儿干的困境。

“有很多兄弟撑不下去，只好暂时先转行。对于武行来说，本身这就是吃青春饭，每天的工作是打摔，受伤很正常，工资不涨，如果再没活儿干，那就很困难了。”赵鸿飞说。

据赵鸿飞说，很多武行去拍武术类的短视频，有些人还火了，还有一些人搞些小本买卖之类的副业，只是为了有口饭吃。“如果生计都解决不了，大家肯定会找出路，流失掉这些有经验的人，对行业也是一种损失，横店为什么补贴群演，正是因为有他们在，才会有剧组愿意来。虽然补贴不是很多，但起码是个心意。”赵鸿飞说。

困难的不止群演和武行，服化道、场务等其他工作人员长期处在行业底端，工资少、工作量大。赵鸿飞说自己之前连续拍戏两个月，每天都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偶尔24个小时，甚至有时候会干40个小时，付出和回报不匹配。

“绝大部分在中国拍戏的剧组是没有工作时间限制的，不像工地都有一个规定，偶尔加个班。剧组就是每天连轴转，最累的就是普通的工作人员，但碰到疫情这种大的危机，受苦受难的首先就是这些普通人。”赵鸿飞说。

接到戏才能赚点钱，不接戏没有任何保障，三五个月不工作就会真的饿死，这是绝大部分影视从业者的生存状态。“就算疫情早日结束，行业能在年底前回暖，也可能只有10%的人能撑得下去。”张花荧比较悲观。

当所有行业都陷入危机时，社会上没有多余的资本投入到影视行业，影视就不可能迎来全面的复苏。过程漫长，很多从业者等不起。为了吃饱饭，他们不得不被迫转行，边干着别的工作边观望，但他们更盼望影视制作行业能够成立一个协会，给所有的影视工作者一份劳动保障。

赵鸿飞闲了三个月，空余时间会一遍一遍拉片，保持学习提升自己，“不管做什么都不能让自己闲下来”。张花荧还在坚持创作，也在努力把自己已经写好的两个剧本推给制作方，她已经习惯了永远处在等待或被等待的状态。许桓希望这不是自己做的最后一个项目，但群演王谦已经开始思考自己要不要回老家做点小买卖。

有人选择坚守，有人打算离开，对于影视行业来说，这次疫情也是一个反思的机会：如何平衡从业者的收入？如何给基层工作者一个保障？如何调整创作与市场的关系，走上良好的发展路径？

希望疫情尽早结束，中国剧场永不落幕，热爱之人得到善终。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许桓、蔡哲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