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李晓峰从北京匆匆返回南京，他的行李箱里装着一批珍贵资料。那是约80年前，在南京大学前身之一金陵大学任教的孙明经先生使用过的上百卷教学幻灯片，以及他主编的几十卷《电影与播音》杂志(下称《影音》)。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孙明经率金陵大学影音部师生和器材北上参与建设新成立的中央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前身），这批资料也随他们北上，如今兜兜转转，又回到南京。南大正在建设孙明经纪念馆，这批由孙明经后人捐赠的资料将成为馆中的重要内容。
孙明经是谁?
“在中国，很多传媒人、电影人、传媒教育工作者是不知道孙明经其人的。这个现象，有点类似于数十年后，一个美国软件工程师不知道比尔·盖茨。”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杜骏飞曾这样写道。
这位生于1911年、最早认识到影像的力量并投诸一生精力的“影像知识分子”有着辉煌的履历：24岁，孙明经参与拍摄的《农人之春》成为第一部在国际大赛中正式获奖的中国电影；25岁，他开始主持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工作，并协助恩师魏学仁拍摄了世界第一部彩色日全食电影、也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民国二十五年之日食》。蔡元培评价，如果人类近代科技史可以比作世界运动会，那么这部电影是继中国科学家发现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之后得到的第二块金牌；27岁，孙明经在金陵大学创建电化教育专修科，后改为影音部，这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电影专业；31岁，他创办并主编了中国最早的电影与播音教育学术期刊《影音》；36岁，他受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中国委员，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彩色有声纪录片《民主前锋》……
今天，孙明经被称为“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的第一位专职教师”“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的开山宗师”，他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影视领域人才，并在教学之外，独立摄制了63部纪录片、科教片,主持摄制了47部影片。
毕其一生，孙明经用影像记录历史、理解世界，用影像传播知识、参与抗战，用摄影机和照相机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尊严。
他曾被遗忘，又终被铭记。2003年，媒体报道中国电影资料馆发现了多达90盒赛璐珞胶片，这些电影全部拍摄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多数出自孙明经之手，当时的报道将孙明经和这批影片称作中国影史上“被遗忘的辉煌”，此后至今，人们逐渐了解他的故事，认识他工作的价值。
中国大学电影专职教师第一人
孙明经像是时代特地为中国电影和电影教育事业拣选、预备好的人选
1926年，孙明经的父亲孙熹圣带着立志要一辈子研究电影的儿子拜访时任金陵大学文理科科长、后任职金陵大学校长的陈裕光，请教报哪所大学，学什么专业才能成为研究电影的学者的问题。
当时，中国的高等院校还没有专门教授电影的专业，陈裕光为孙明经定制了一套培养计划。他认为电影融光、机、化、电的成果于一身，建议孙明经报考金陵大学化学系，从化工入手，再电机，再物理，读正科同时，选修文学、戏剧、音乐、农林、教育、宗教、政治等专业相关课程。
那一天，陈裕光对15岁的孙明经说，希望“中国没有大学电影专职教师的历史，自小弟大学毕业时为止。”
第二年，16岁的孙明经果然考入金陵大学化学系，他在这里完成了长达7年的本科教育，修满化学系、电机系、物理系三系学分，并选修了国文、戏剧、神学、外语、音乐、美术、天文、测绘等课程，这些知识在他后来的工作中都派上了用场。
1934年，23岁的孙明经从物理系毕业，留校工作。1938年，他如陈裕光期待的那样，开创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首个电影学科，结束了中国没有大学电影专职教师的历史。
回头看，孙明经像是时代特地为中国电影和电影教育事业拣选、预备好的人选，注定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
孙明经的父母从事教育事业，都毕业于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之一——登州文会馆大学部（位于今山东省蓬莱市），这所由外国传教士开设的学校较早开展了照相术教育。据传，该校曾在招生时摆出三件东西：一张照片、一台显微镜和一架望远镜，用以吸引更多优秀的中国学生。
1898年，作为新教具的电影机由海外运达登州文会馆，孙明经的父亲孙熹圣协助洋教习开箱安装并尝试操作，他们一起讨论“cinema”怎么译成中文，孙熹圣见证了这个单词从“电造活动影”“电活影”最终简化为“电影”的过程。
无独有偶，上世纪30年代初，孙明经随老师杨简初研制中国第一台电视原理样机时，也见证了杨简初教授将“television”的译名“电视”第一次应用在教学中的过程。
孙熹圣后来到南京任教，开始在教室和校园中放映影片，是中国“校园电影”的早期推动者。
孙明经的母亲隋心慈则对拍照颇有兴趣。1901年，隋心慈拿着当时连快门都没有的相机，借助麻绳、线轴、黑平绒布和铜铃等工具完成了一次自拍，从此，自拍成了这个家族数代人的传统。
1918年，7岁的孙明经从初级小学毕业，他手持毕业文凭，用母亲自创的方法自拍了一张和父亲的合影，也是从这年起，他开始接触不同型号的相机。
家庭之外，孙明经成长的年代正是知识界开始重视电影“影以载道”巨大能量的年代。
上世纪20年代初，金陵大学邀请美国植棉专家郭仁凤来校主持良种棉花种植和先进技术推广工作，郭仁凤将电影、幻灯片等引入教学，带领学生拍摄了教导中国棉农科学种植良种棉花的教学影片，在植棉区放映推广。孙明经的家人告诉记者，这件事影响了年幼的孙明经，促使他萌生了研究电影的志向。
上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诞生了《姊妹花》《渔光曲》《大路》等经典故事片。同时，蔡元培等有识之士开始积极倡导用不识字者也能看懂的电影作为唤起民众的教育工具，这正是孙明经投身电影实践和电影教育的历史背景。
“拿摄影机写游记的今日徐霞客”
抗战全面爆发后，孙明经把之前拍摄的风光片剪辑成影片《还我河山》
1934年，孙明经本科毕业，开始在金陵大学进行教育电影拍摄。期间，他进行过4次万里科考拍摄：1937年的西北考察，1939年的西康考察，1940年的美国考察及1943年的云贵考察，留下大量照片与影片。据说，蔡元培看了他的作品后很是赞赏，称孙明经是“拿摄影机写游记的今日徐霞客”。
“徐霞客”是不容易当的，孙明经曾在西康考察期间留下这样的记录：“由于设备重、纬度高、天气炎热，一两日之内，一竿夫逃跑，二竿夫被马拽坠崖，另一竿夫急病倒地，旅途艰难。”
但他并不畏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件中，孙明经说:“从我的经验里，深深地体会到拍电影也必须多用腿，多跑一点路，才能多得几个有价值的镜头，多得几个好角度，多得一些实际材料。世界是一个广大的摄影场，自然界有无穷的形形色色的摄影对象，动植物是很动人的主角。”
今天，我们仅看他在1937年的拍摄活动，就能想象青年孙明经是如何手持摄影机、照相机饱含热情地奔走于中国广袤的土地与山川的：1937年1月，孙明经组织了对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五台山的拍摄考察；2月，他对北京市内和西郊拍摄考察；3月，在河北定县对学者晏阳初进行的乡村实验进行拍摄考察；6月，对江苏徐州、连云、淮北盐田、山东枣庄中兴煤矿等地进行拍摄考察；紧接着，他又参加了以历史学家顾颉刚为团长的暑期西北考察团，赴内蒙古等地拍摄考察……
卢沟桥事变后，不断扩大的战事令孙明经的这次考察被迫中止。7月30日，他发出了此行中写给未婚妻吕锦瑷的最后一封信，信件末尾说:“中华民族到底是不甘屈辱的，伟大的民族抗战终于开始了。”
抗战全面爆发后，孙明经把之前拍摄的《首都风景》《连云海港》《青岛风光》《云冈石佛》《绥远移民》等展现祖国大好河山的风光片剪辑成影片《还我河山》,“目前该片所笼罩之区域，大半沦陷，国人睹景生情，当益增抗战情绪，而急欲打回老家去也。”
这一时期，他所拍摄的《防空》《防毒》等国防教育影片在城市和乡村广泛放映。
1938年，孙明经赴四川自贡考察井盐，当时，日军占领沿海，封锁海道，导致国内海盐奇缺，孙明经的任务是要用影像告诉国民，即使海盐断路，中国内陆也还有大量井盐，照样可以保证供给。他此行拍摄的照片及电影《自贡井盐》在当时起到了安抚民心、鼓舞士气的作用，也成为记录自贡地貌和盐业情况的珍贵史料。
纪录片导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同道认为，孙明经的电影作品记录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例如他拍摄了代表当时国内最高科技成果的钱塘江大桥、现代化煤矿、工业制造等题材，也拍摄了在晏阳初进行乡村实验的河北定县村民选举、孩童接种疫苗等景象。
他的镜头往往对准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如煤矿工人、机械工人、绣花女子、漆器绘制人,在《竹器》《漆器》《湘绣与纸伞》《景德镇》《烟台花边》《中国柑桔》《北平鸭》《中国桐油》《中国羊毛》等影片中，他记录和介绍了当时的中国民间手工艺和特产。
“这些影片记录了1934年到1948年中国的基本国情风貌，虽然出现在影片里的多数不是名人与重大事件，却是普通中国人、中国社会、地理名胜、工业风貌的直接呈现。这对于后人认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一段特殊的历史、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张同道说。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班1982年7月17日毕业合影。(一排右四：孙明经，一排右六：成荫，一排右七：张会军；二排右一：顾长卫；三排右十一：张艺谋）
他的弟子有张艺谋、顾长卫……
在摄影系“78班”的毕业合影上，孙明经坐在前排,后排的学生中可以看到张艺谋、顾长卫
1949年南京解放，第二年春天，孙明经招收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班、也是他在金陵大学所教的最后一班学电影、广播、摄影的学生，其中包括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沈嵩生。
同年，中央电影训练班在南京开办，孙明经为该班设置教材，并为先期300人的研究班开课，后来担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刘国典，张艺谋在电影学院摄影系时的系主任韦章等人均是该班学生。
1952年，孙明经从南京来到北京，此后一直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直到退休。他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首任摄影技术教研室主任，他的学生沙占祥在回忆文章中说，孙明经“独立挑起了当时无人能胜任的全部摄影技术课程及相关教材的建设工作”,开设了《摄影物理》《电影摄影机》《曝光控制与影调调节》《照明技术》《电影摄影机及其操作技术》等专业课程,还协助妻子、中国摄影化学学科奠基人吕锦瑷开设了《感光材料及其加工》《彩色原理》等课程。
1978年，67岁的孙明经重上讲台。一天晚上，他突然敲开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原副厂长、北京电影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鲁明的家门，鲁明以为他是来讨说法的，但孙明经的来意却是请求帮忙：他多年无缘看到科教影片，因而特别渴望看看北京科影厂的科教片，鲁明回忆说,“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孙明经此时心想的依然是他苦苦追求的电影事业，而淡忘了他那漫长痛苦的岁月”，他感叹，这真是一个伟大的灵魂。
晚年的孙明经一只眼睛几近失明，但仍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翻译了200余万字国外电影电视最新进展的相关资料，装订成册，赠给电影学院的教师们阅读。
他在电影学院教的最后一班学生，是78级摄影系，当时年近70岁的孙明经主动开设了新课《磁带电影》并编写讲义。他是这批学生的毕业答辩老师之一，在摄影系“78班”的毕业合影上，孙明经坐在前排，后排的学生中可以看到张艺谋、顾长卫等人的身影。
北京电影学院原院长沈嵩生在生前给老师孙明经的信中写道:“敬爱的孙明经先生,您作为先驱者之一，为推动中国电化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您作为一位老教授，为北京电影学院的筹建和发展付出了满腔热血。中国电影教育历史的每一篇章，都留下了您的印迹。”
1992年，81岁的孙明经在北京病逝，他儿时的梦想是做个一辈子研究电影的学者,他做到了。
那个年代的“新媒体人”
如果他活在当代,一定会做与新媒体相关的研究
这几年，南大讲师李晓峰时常往返于南京与北京。在2011年听闻孙明经其人其事后，他花了大半年跑中国电影资料馆看孙明经拍摄的老电影和相关文献，又多次拜访孙明经的后人。
2012年和2013年，李晓峰相继主持拍摄了关于孙明经的纪录短片《南京大学@1936》和《电影教育的拓荒者:孙明经》，颇受好评。他计划今年9月15日在南京大学美术馆举办一场面向公众的孙明经主题展览，作为南京大学正在建设中的孙明经纪念馆的一次“准备活动”。
“孙先生是个一度被遗忘的人，也是在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他的摄像机就像一只眼睛，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已经遗失的记忆，尤其可以看到中国早期电影教育的整体面貌。”
7月8日，李晓峰带领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历史学系、外国语学院及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组成的采访团来到北京，他们要在10天时间中对孙明经的后人、学生等相关人士进行一次尽可能全面的口述历史访谈，李晓峰将这次活动命名为“中国电影早期教育记忆拼图”。
“孙先生晚年曾自我总结说，‘我这一生，从影，从教，从文’，其实这还不够全面，他是个有着多张面孔、在不同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的人，他身上有电影人、学者和行者的气质。”李晓峰说，他拿孙明经的三张照片举例：一张照片中，孙明经着西装，戴眼镜，手持胶卷，十分“洋派”，第二张照片里的他则手持相机，身穿长袍，很“民国范儿”，第三张摄于西康考察路上的照片，他穿棉袄棉裤，唇边留着胡子。
在李晓峰看来，孙明经是个如此立体而多面的人物，这使得人们在今天纪念孙明经，也有着多种的角度和意义。“可以把他视为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的开山宗师来纪念，可以从他是名鞠躬尽瘁一辈子、培养了无数优秀学生的教育家角度来纪念，包括他技术出身的背景，一生对各种前沿科技积极的了解和传播，都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南大教授杜骏飞曾说，孙明经一生都走在影音学术的前沿，如果他活在当代，一定会做与新媒体相关的研究。的确，以今天的眼光回顾过去，孙明经正是他那个年代的“新媒体人”，他对传媒技术的发展和变革有着前瞻性的嗅觉：1935年，世界首部介绍电视的专著《电视》出版，同年，孙明经完成了对该书的翻译引介；20世纪40年代，大多数国人还不清楚电视为何物，他两次将电视作为其主编的《影音》杂志封面；1946年，他在《影音》上翻译了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处处长V.布什的文章，展望计算机未来的发展方向,预见到其对影视领域的影响……
2016年，李晓峰在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支持下复刊了孙明经1942年创办的《影音》杂志，他把孙明经担任主编7年间的63期杂志一页不落地看完，为这份诞生于动荡时期，而始终坚持以超越时代的眼光关注和推广世界先进理念、思想与技术的杂志深深感动，希望在今天将孙明经的精神延续下去。
“现在，我们的影视市场和新媒体这么，大家经常看电影，讨论电影市场，讨论国内外电影差距等各种问题，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电影教育是怎么开拓的，开山宗师是谁，我们不应该忘掉在这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李晓峰感慨，他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放了张2米长的孙明经照片，一位电影灯光师问他这是谁，他说:“做木工的要拜的祖师爷是鲁班，做我们这行应该拜的人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