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国际纪录片节原创 文丨图弥
该片是美国CIA中情局拍摄于60年前的情报纪录片。
该片是美国CIA中情局拍摄于60年前的情报纪录片。
时值1958年大跃进时期，CIA在北京、天津等城市拍摄到大量事关工业、文化等发展情况，同时记录了中国广大农村和郊区的大跃进运动进展。
对粮食产量放卫星和全民大炼钢铁等均有所记录。
有些镜头明显是摆拍。
透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彼时中国街头随处可见“解放台湾”和“赶英超美”的标语，寺庙和教堂允许信徒进入朝拜。
摄制组在完成拍摄任务后，顺利进入香港。
CIA后来说，他们拍摄此片是力求对当时中国社会和经济进行情报上的客观分析，以期探索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及其文化变迁。
该片确实是难得的历史文献纪录片。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就有一个声音在全世界悄悄传播开来：
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有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
其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有：
吴敬琏：“城镇地区广泛出现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农村地区则造成2000万至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茅于轼：“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
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见《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世界上，最怕的就是“认真”二字。
这部集结了60年前，CIA、美国国务院、陆、海、空三军、联合参谋、参谋长联席会、NSA等几个部门精英参与的纪录片，在1961年4月4日内部发布，直到2004年6月才被允许公开。
透过影片不难看出，CIA承认当时中国经济建设中确实出现了不小的问题，并影响到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导致一段时间内，人们营养不良。
但随后，CIA即在片中解析，造成当时中国经济困难的原因，固然与党和政府经济管理政策上的失误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自然灾害。
其次，经济困难造成的后果表现在人们不得不节衣缩食，但并未发生大规模饥荒，更谈不上饿死三千万、五千万甚至七千万。
不仅如此，在大跃进期间，中国人口还增长了5000万。
而粮食生产量的下降与人口数量的上升所造成的差额，正是使经济困难变得严重的原因。
在片中，CIA对中国1958至1959年的形势评估，尤其是对我国后5年发展的几个预测，十分引人关注。
大体而言，CIA对于1959年以前中国形势的判断和评估是比较正确的，十分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在对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估计上，CIA预测1962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可达650至670亿美元，谷物2.15亿吨，棉花200万吨。
实际上，我国196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149.3亿元人民币，约合467亿美元，较1957年的450亿美元略高，却远低于1958年的531亿美元。
1962年的实际谷物产量0.96亿吨，棉花产量75万吨，与预测数字的差距，十分之大。
CIA之所以会出现分析偏差，主要原因是未将自然灾害加入评估选项。
CIA敏锐地点出了人民公社的实质是乡社合一，它“试图成为中国社会基本单元”，是“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集中到一个单独的行政单位”的农村社会基层组织。
1956至1957年，国家因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引起一部分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但CIA依然“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继续牢固国家建设”。
在当时的中国，民众的不满主要针对基层干部，对党和政府，特别是对毛泽东本人，广大人民依然拥护和寄予着极大希望。
中苏两国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开始陆续出现意见分歧。
但CIA相信“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结盟”，“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随着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
直到1959年7月28日，CIA仍断定：“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当然，苏联在联盟中将继续保持领导地位。”
CIA之所以会对中苏关系前景做出乐观估计，主要出于理性的分析，认为中苏在战略利益上完全一致。
此外，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要倚赖苏联的帮助，所以必然服从莫斯科的指挥。
在对待核武器问题时，CIA认为“到1963年，中国肯定还不能依靠自身能力发展导弹或核武器”，苏联可能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但是核按钮将掌握在苏联人手中。
即使不在中国部署核弹头，“只要中苏的利益需要，它们就可以被迅速利用上”。
现在看来，这些判断是完全错了。
个中原因大概是多方面的，如情报来源有限，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我国决策程序缺乏必要了解等。
此外，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执政党想要将中国带入世界强国之列的远大抱负，和中国人民祈愿实现社会主义宏伟理想的顽强精神，以及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定信念，都是理性分析永远无法掌控的“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