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全球第一的电影生产国，每年电影产量接近2000部。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去年的电影票房已经达到609亿元，位居全球市场第二；银幕数超过6万块，位居全球市场第一。”

在论坛致辞的开场环节，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飞进先是用两组数据对中印两国电影的现状作了说明。

一个有着丰富的电影资源，有着巨大的电影生产能力；另一个有着广阔的市场，观众有着强大的观影需求。二者结合完全有取得双赢的可能。

​不过虽然二者各有优势，并且能够实现互补，但是要想实现合作上的共赢并没有那么简单。比如在《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之后，曾经火热的印度电影在内地市场的表现不断消退，直到近期上映的《调音师》才将这一局势有所扭转，印度电影在内地市场复杂的变化多少也在说明双方合拍片上找出一条路并不容易。

4月18日，作为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重要的论坛之一，中印电影人也对此进行了一场业内对话，双方也对中印电影合作从可能、可行到可赢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更多的探讨。

中印是最适合电影合拍的两个国家

杜飞进认为中印两国有着相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两国很早就有着文化的往来，而在电影合作上，杜飞进表示自己在去印度参观宝莱坞时，就深深地感受到双方强烈的合作意愿。

我曾提出了关于北京电影节与孟买国际电影节加强两大电影节展的合作，以及互办电影周的建议，没想到这一建议同时也得到了孟买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席的积极回应，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印度电影周如今已成为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重要亮点之一。

实际上，北京国际电影节与印度电影的渊源由来已久，像近几年，《摔跤吧！爸爸》《苏丹》《印度合伙人》这些影片先后在印度电影节上展映，在受到广大影迷的热烈追捧，之后纷纷被引入到内地上映，尤其是之前还曾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摔跤吧爸爸》更是以12.95亿元的票房创造了非好莱坞外国电影的在华记录。

对于中印为何要在电影上进行合拍，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苗晓天认为其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整合国际资源，“当你要和新西兰合拍，你可能看中的是它的电影后期的技术；当你和好莱坞进行合拍，你可能看中的是它的制作能力；当你要和中国合拍，你可能看中的是中国巨大的电影市场。像去年有几部好莱坞大片在中国的票房甚至超过了北美，中国的电影市场是巨大的，即便是好莱坞也特别重视中国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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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中印电影由合作到合拍的历程时，北京文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茂非认为，过去中印已经有过合作，比如像《功夫瑜伽》《我不是药神》这些国产片都有去印度取景，国产片也对一些印度民族文化上的元素有所展示。

目前两国在电影上有合拍的需求，也是基于双方均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可以开采，作为人口大国都有着巨大的市场前景，双方都有着合拍电影的意愿等多方面因素。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在中印两国都有共性

印度电影一直都不乏现实主义题材的优秀影片，像《我的名字叫可汗》《摔跤吧！爸爸》《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在中印两国都取得不错的反响，而去年《我不是药神》的火爆也带动了国产现实主义电影热。对此，在这次论坛上，文牧野也谈了自己的理解。

文牧野表示自己做电影会考虑三个标准，娱乐性、社会性、灵魂性，这三者会构成一个整体，但比例上会有侧重。比如娱乐性高的片子，社会性就会低，这是一个此消彼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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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多数的印度电影，像《小萝莉的猴神大叔》《我的名字叫可汗》《摔跤吧爸爸》，这三个方面都做到很饱满。与之相比，由于以前的国产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在这三者结合得不太好，所以其市场表现普遍都一般。

在文牧野看来，印度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中贯穿的批判性这一点也值得国产电影学习，这也是国产电影创作的一个方向。“虽然这类影片都有一定的批判性，但影片的最后都是一个希望的、温暖的。印度电影总传达特别温暖的东西，这也是我们现在现实主义题材应该去试着做的方向，就是做有批判色彩的，结尾也要给予希望。”

中印在合拍片上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印度演员沙鲁克·汗认为虽然当前中印双方都有着合拍的计划，但要尊重双方的市场。打破合作中存在的障碍，考虑在文化、政治方面面临的哪些问题，然后再集中资源去解决这些问题。

此外，印度电影都有着普适性，而在今后中印双方做合拍片时，也需要考虑电影是出于商业的目的还是想关注严肃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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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中印在合拍上的具体方向，印度导演与编剧卡比尔·汗认为虽然两国的语言不同，但他还是从中国电影中看到了共同的传统。这是因为两国在文化的相似非常高，又都有着丰富的历史哲学，合拍片可以从这里进行挖掘。

中印两国是有不少的共同之处的，而具体到电影也有很多的共性。比方说影片对于感情的处理方式、影片中看待家庭的方式就很相同，“其实中印的共性是超越了我们和好莱坞的，比如我们看好莱坞的电影还是觉得在国外的东西，但看中国的电影总会有跟多东西似曾相识，这也说明中印电影的合作空间还是非常之大的。”​

合拍片如何做才能获得

两国观众的认可？

虽然合拍片会倾向于选择一个两国观众都能接受的故事，但实际上这条路并不好走。对此，卡比尔·汗觉得创作上找不到两国观众都喜闻乐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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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好的故事在哪边都可以吃得开，只要是体现人的正能量、善良、同情，总归在各国都可以取得成功，所以我不会太花时间想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真正触动人心的，不论哪个国家都可以。有了好的故事，导演就要把人物性格展示出来。

对于合拍片，我也不会设置预先的条件，比如怎样规划对印度和中国的合拍才算是成功的。因为有预设，往往会适得其反，我想前提还是要有一个好故事，只要你呈现的方式得当，不管是中国的故事还是印度的，一定会在两国广受欢迎，所以我觉得本身要是好的故事。

至于合拍片的具体展现，沙鲁克·汗认为，合拍片当中要有一个印度角色，然后再看看有什么中国角色可以互动的，如果找到合适的组合方式的话，这部电影两国的观众都会接受，也都愿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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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牧野认为如果由自己来操作这类合拍片，影片的前提一定是符合他熟知的文化背景。

一定要本土，我会选择在当代。我一定要讲一个我熟悉的故事，而不是因为我要做一个中印的，就打乱了我自己的文化体系。“最好涉及到有中国的角色，也有印度的角色，同时是当代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有基础把故事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