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夺冠》等多部主旋律电影在厦门举行的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者表彰仪式上获得表彰。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主旋律”正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

主旋律电影有多火？票房表现可见一斑。2017年，《战狼2》以56.8亿元票房横空出世，坐稳国产电影票房总榜榜首的位置；2019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大主旋律商业大片同台竞技，一举刷新多项票房和观影纪录。

时间进入2020年，疫情急剧冷冻电影产业的背景下，依然是主旋律电影上演了“冬天里的一把火”——《我和我的家乡》《八佰》两部影片开启逆势突围，联手献上约60亿元票房，引领中国电影市场成为全球第一票仓。

《中国电影报》社长、《当代电影》杂志主编皇甫宜川更愿意称这些主旋律影片为新主流影片，它们不仅具备了主流价值、主流意识等属性，更囊括了受众认同、大众审美、市场认可等符合现代电影观念的文化内涵和产业属性。

在商业化电影占据市场主流的今天，主旋律电影何以摆脱传统的窠臼，夺取票房和口碑的“双赢”？

在导演刘潇看来，相较以往，近年来上映的主旋律电影主题明确、人物设定精准，无论故事结构还是叙事方法都具备成熟商业电影的框架。

“以《湄公河行动》为例，影片围绕营救这一主线，每个人物都为此服务，节奏合理，故事清晰。”他认为，这是我国主旋律电影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不少主旋律电影都将叙事视角从英雄转向平凡人。《八佰》中，一个个小人物成为推动故事进展的主角；而在《我和我的祖国》中，时代发展与国家巨变映照在平凡人的悲欢离合中，让人为之动容。

“任何一部优秀的电影，要想吸引观众，就要引起他们的共情，角色必须是个活生生的人，有爱有恨有恐惧。早年主旋律电影塑造英雄人物，往往对缺点避而不谈，导致人物失真。”刘潇说，而近年来上映的《红海行动》等影片，更加注重呈现人物身上的瑕疵与成长，无形中拉近与观众间的距离。

“只有创作者在情感上与民众的情感能形成共情，才有可能创作出反映当代人民生活和国家发展的作品。”皇甫宜川说。

近年来，主旋律电影不再拘泥于革命历史题材，草根故事挖掘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在青年导演韩一看来，主旋律电影大热背后，是越来越多专业化程度高的创作团队加入其中，以更具深度和宽容度的角度去讲述时代的大主题。“例如影片《一点就到家》，通过几个年轻人从大城市回到家乡创业的故事，透视社会变化，它既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也可以被视为喜剧电影。”

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正在上演的真实故事，亿万人民生活奋斗的火热图景，为广大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现实沃土、灵感源泉。

由脱贫农民本色主演的真实脱贫故事片《一个不落》，在本届金鸡奖活动中展映。“与其说这部电影的拍摄是一场实验，不如说是我们抓住了变革时代赋予的机遇。”该片导演郭啸说，这是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最好时代，电影人应当忠于时代，以光影讲述更多观照现实、映照民心、推动进步的故事。

《夺冠》取材自中国女排的真实经历，一经上映便引发了观众对主旋律叙事的全新认识。凭借该片获得最佳编剧提名的青年编剧张冀说，主旋律大片，需要真实、本土、充满烟火气的，区别于好莱坞或者其他国家形式的中国叙事。

创新，也是当前主旋律电影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从《湄公河行动》到《红海行动》的一系列军事片、战争片的探索，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和我的家乡》对电影新形态的尝试，从《中国机长》到《夺冠》等影片在价值观上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取舍……它们的成功，无不是创新意识下艺术实践的结果。

“真正做成高质量、符合时代的审美需要的主旋律精品，需要不断创新，寻找多样化的表达。这是主旋律影片成功的核心所在。”皇甫宜川说，我们应该从强调“精品意识”，向“精品常态化”努力。

“好的电影一定是传播大爱，带给人们真善美、正能量的，这些电影应该鼓励大量生产和制作。”刘潇说，未来，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依旧要着眼于用草根视角呈现宏大主题，同时从人性深度、人类命运等更高角度去思考电影。

生逢好时代，更多青年创作者们得以参与到主旋律电影创作中。青年导演周洲说，国家与民族赋予我们文化的从容与自信，青年电影人当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以不竭的创作回应时代课题，承担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