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称得上是改革开放之后普及传统文化的肇始；“四大名著电视剧是中国电视剧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那时候拍电视剧完全跟名利无关。”《红楼梦》制片主任任大惠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主创之一张纪中曾说，自己在拍摄中看到了理想主义；

《红楼梦》海选的素人演员们参加了4个月的学习班，读书听课，练功抚琴；

为剧本改编、演员培训、场景设计把关的团队囊括了大半红学权威；

苏州刺绣研究所拿出了珍藏的乾隆年间木版桃花坞年画和康熙、乾隆年间的绣品；

泥人摊位上摆着的是苏州博物馆馆藏清代前期的虎丘泥人；

《水浒传》耗时近4年，平均11天半拍一集；

《三国演义》耗时4年多，平均16天半拍一集；

《红楼梦》耗时6年，平均一个月只能拍一集半；

《西游记》前后拍摄17年，与唐僧的原形玄奘大师取经的时间一样；

“受到利益诱惑干扰的艺术总会失去本来的魅力。好的作品不是今天吃饱就行，要看给明天留下了什么。”

王立平：“我们这一代人把吃奶的劲儿使出来，用努力筑起一道高墙，不是为了阻碍后人超越，只是让后人有一个新的坐标，让他们超越起来没那么容易，我们就尽到了责任。”但是，“后来人自会超越。”

此为《瞭望》“40年文化观潮”系列报道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徐欧露

不久前，作曲家王立平被一位初二的姑娘“惊”到了。

这位姑娘想在网上加入一个《红楼梦》的群。作为门槛，群主出了一道题：《红楼梦》中的小丑是谁？姑娘认为是赵姨娘，头头是道地分析起来。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她有她的想法，说明她对《红楼梦》有见解。”王立平发现，这些年喜欢《红楼梦》的人已经不只是文艺工作者，也不只是中老年人，“90后”“00后”的年轻人成为热爱《红楼梦》的主体。他觉得，这是以前没有的，“这30年是一个《红楼梦》大普及的时代。”

而他谱曲的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称得上是改革开放之后普及传统文化的肇始。

将《红楼梦》搬上电视屏幕的初衷，源于电视导演王扶林1979年的一次出访英国。他看到对莎士比亚等名著进行的电视剧改编非常成功，而国内一些高校文学专业的青年竟有很多人没有读过四大名著，不由感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读书无用论使得大家都不读书了，几乎没有人看古典名著，这个现象太奇怪了。那么如何普及？我觉得用大众的形式最好。”

1986年和1987年，电视剧《西游记》《红楼梦》先后开播。据当时中央电视台的统计，收视率均超过70%——有电视的人家几乎都在看。

红学家冯其庸当时在《看电视剧〈红楼梦〉及其他》一文中写道，电视剧《红楼梦》在全国形成的“波澜壮阔的文化热潮、红学热潮，是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不曾有过的。”

制片主任任大惠说，自己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红楼梦》播出的晚上，骑车穿过胡同，听到家家户户都传出片头曲《枉凝眉》的歌声。

在他看来，《红楼梦》这部电视剧的意义还在于编导们更新了对电视剧的认识——因为篇幅大，这是展现古典名著最好的选择。这才有了几年后的电视剧版《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任大惠任总制片人。

“拍四大名著不是说能卖多少钱，就觉得中华民族文化我们有责任传承，一定要把它做好，要把大陆拍的影视作品传播到世界上去，要争口气。”《三国演义》导演之一蔡晓晴说。

这个期望没有被辜负：《红楼梦》版权以1500美元一集卖到香港，开创了中国电视剧“卖”出去的先河。《三国演义》海外发行时，只要任大惠开口，对方从不砍价，在日本一集卖了1.5万美元，这个纪录保持多年。

那时，蔡晓晴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没想到大陆居然能拍出这样的戏。”

《三国演义》拍摄结束后的第二年，任大惠带队前往泰国宣传。国王的叔叔设宴并接见他们。他说，他这辈子特别喜欢《三国演义》，七岁认字，开始看泰文版，十岁看中文版。

他环视带妆赴宴的主演，缓缓道，“看到你们，就好像人物从书里飞出来一样。”

“电视剧都敢这么花钱了”

1994年1月29日17点整，无锡太湖畔。

导演蔡晓晴对着对讲机喊了声，“开始！”霎时间，火光四起。

20吨汽油、柴油和30辆卡车装运的木柴、棉丝制成的上千枚火把与几百个燃火点，点燃了“曹营”120多座营帐。

在2500名群众演员的呐喊声中，负责航拍的直升机冲进滚滚浓烟。

这场“火烧赤壁”是全剧停机前拍摄的最后一场重头戏。场面大、调度难，而且道具烧光就没了，所以只有一次航拍机会。剧组提前两年就开始设计拍摄方案。

除了租来的直升机，地面及水上另设8个拍摄机位，9台摄像机同时运转。“东风”来自几十台鼓风机和一台飞机头的螺旋桨。10辆消防车严阵以待。

“这是当时中国电视剧拍过的最大的场面。”蔡晓晴感慨。

她认为，将这部巨著以长篇电视剧的形式展现，本身就是一项“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其规模、其复杂程度，已远远超出了拍摄一般历史剧的操作范围，在我国电视剧史上是空前的。”

系统性包括巨量的服装、道具、化妆准备，演员挑选，特别是场景复现。四大名著之前，电视剧多是小外景或在演播厅里拍摄。但《红楼梦》“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没法在摄影棚实现，怎么办？这才有了北京大观园，河北正定宁国府、荣国府，开启了中国电视剧“钢筋水泥”的时代。

相对于《红楼梦》700万元投资，《三国演义》总投资已近1.8亿元，被原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王枫称为“北京亚运会后文化界最大的工程”。六位导演同时上阵。据不完全统计，剧中使用服装3万多套，道具7万余件。斥资千万修建的涿州三国影视城、无锡影视基地，开启了中国电视剧基地化制作先河。为此甚至专门在当地修了路。

“四大名著电视剧是中国电视剧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蔡晓晴认为，对当时的中国电视剧产业来说，在满足观众日常文化娱乐需求的小制作之外，“要有这样的大制作，才能显示出电视剧制作的整体水平和能力。”

去泰国宣传时，任大惠接受了当地电视台的采访。主持人问道，《三国演义》反响这么好，你们花了多少钱？答，花了两千万美金。又问，动用了多少群众演员？答，40万人次。主持人听完，“直直地”看着他。

“当时这是个了不起的数据。泰国人觉得，中国发展得真快，真是起来了，电视剧都敢这么花钱了。”任大惠边说边笑了。

“看到理想主义”

这些年，任大惠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四大名著电视剧可以历久弥新？

“不敢说要拍成‘经典’，我们就是认真。”他答道。“就是踏踏实实每天在这做，没觉得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

回想当年，他用了八个字：一步一步、小心翼翼。

为选好演员，《红楼梦》开启了中国第一次大范围演员“海选”，不重名气，一切以“像”为准。选出的人有鞋厂工人、售货员、汽车运输公司职员，他们被请来参加4个月的学习班，读书听课，练功抚琴。

素人背后是大师。为剧本改编、演员培训、场景设计把关的，是梦幻般的顾问团队：王昆仑、王朝闻、吴世昌、周汝昌……囊括大半红学权威。

所有细节都是“抠”出来的。民俗学家、红学家邓云乡在书中回忆，为了拍摄“甄宅”前的“十里街”，当时的苏州刺绣研究所主任徐绍青把所中珍藏的乾隆年间木版桃花坞年画和康熙、乾隆年间的绣品等都拿了出来，由女刺绣家任摆摊的临时演员。泥人摊位上摆着的，则是苏州博物馆馆藏清代前期的虎丘泥人，“摊主”是馆中一位会捏泥人的老先生。而这段场景在剧中出现不过30秒。

王立平作曲用了4年半，“倾其所有”，“没一天睡个整觉”。“但是一提到艺术，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弄好。”

“那时候拍电视剧完全跟名利无关。”任大惠说。

演员拍一集的酬金，《红楼梦》最高70元，《三国演义》涨到了260元。但任大惠强调，最多时，总投资中的片酬占比也不到30%。不仅片酬有限，剧组还规定演员不许跨戏。《水浒传》中一位女演员跨戏，“吓得跟猫似的”，差点被开除。

尽管《三国演义》《水浒传》投资均已过千万，但大部分钱都用在布景和服化道上，剧组生活依然艰苦。蔡晓晴还记得，一顿饭两三个菜就“不得了了”。不论角色大小，演员都住多人间，没有戏就要腾床位。拍摄条件更是如此，把摄像师“绑”在吉普上就开拍。演员几无替身，一场栽马坑的戏，“赵云”真就骑马一头栽了进去。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主创之一张纪中曾说，自己在拍摄中看到了理想主义。《水浒传》中董超、薛霸两个角色只是解差，戏很短，放在现在一天就能拍完。但因为需要出现在不同地点，两位演员跟了剧组8个月。张纪中说，好像他们真经历了很长的路，把林冲送到了沧州。

今天看来，四部剧的制作无不是耗时数载的漫长征程。《水浒传》耗时近4年，平均11天半拍一集。《三国演义》耗时4年多，平均16天半拍一集。《红楼梦》耗时6年，平均一个月只能拍一集半。什么概念？任大惠说，“现在大陆电视剧3天拍一集，美国、日本大概五六天拍一集。”

最久的是《西游记》，前后拍摄17年，与唐僧的原形玄奘大师取经的时间是一样的。

雅俗共赏

30多年来，四大名著电视剧，人们不但在看，也在唱，每一部的主题曲都传唱度极高。特别是《红楼梦》。

但曲子作得并不易。《红楼梦》中的一些诗词，专家尚存不同见解，还有相当一部分观众并不熟悉古典文学。王立平觉得，作曲必须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先让大家爱听，再慢慢进入《红楼梦》的意境。“作曲要中国风、要古典味，这没错，但如果当真写成古代的，今天的人听不懂，就是失败。”

《葬花吟》一曲就写了一年九个月。开始，他想不通作者为什么对黛玉情有独钟。他把《葬花吟》的词摆在桌上，天天读。有一天，突然明白了：葬花是曹雪芹的重重一笔，是林黛玉这位弱女子对天发出的呼号。“天尽头，何处有香丘”不正如《离骚》中的天问吗？

他在曲中加入“咚咚”的鼓声，既表现林黛玉的抗争，也是“我替曹雪芹、替林黛玉、替《红楼梦》中所有面容姣好的女子、替所有被侮辱和伤害的人出的一口闷气。”这个版本最终得到红学家和观众的一致肯定。

“我对自己一直有个要求，雅俗共赏。”王立平认为，好作品要能“求最大公约数”，让更多人理解，但又不能只考虑流行性，还要给人向上的精神追求、高雅的审美趣味。“不然就容易成烂俗的作品。”

作为大众文化的电视剧也是如此。退休多年的蔡晓晴依然会看电视剧。她发现，电视剧的拍摄条件、手段已经极大进步，但一些作品“只能让人哈哈一笑，说不清楚究竟要给人什么。”

“电视剧的娱乐功能不能否认，但除了娱乐之外，最本质的东西不能丢，就是真善美。”她说，现在一些历史剧以戏说历史或宫斗、钩心斗角为卖点，的确吸引眼球，却少了内涵。在她看来，历史剧不能是电视剧借历史之壳收割收视率，而应是传统文化借电视剧的形式传播、普及。

他们为“向钱看”、浮躁的创作现状担忧。“受到利益诱惑干扰的艺术总会失去本来的魅力。好的作品不是今天吃饱就行，要看给明天留下了什么。”王立平说，现在鲜有剧组愿意花4年时间作曲，有人甚至一上午就要交出一部作品。

但他并不悲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他认为，文化的继承发展需要一步一步来，“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要做该做的事，如果能做好却没做好，是你辜负了历史给的机遇。”

拍完《红楼梦》，王立平说了一句“又谦虚又狂妄的话”，“我们这一代人把吃奶的劲儿使出来，用努力筑起一道高墙，不是为了阻碍后人超越，只是让后人有一个新的坐标，让他们超越起来没那么容易，我们就尽到了责任。”

但是，“后来人自会超越。”LW

刊于《瞭望》2018年第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