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峰电影的特点，在于包含了大量信息和细节。这些信息和细节中又隐藏着大量的潜文本。再加上民国武林人士从语言上就和现代人有差异，徐浩峰又坚持在台词设计上将其还原。因此，他的电影对观众来说，有着不低的欣赏门槛。
从剧作的角度来看，徐浩峰的创作习惯通常是先写小说，然后在小说的基础上对剧本进行再创作。这种改编手法的好处在于细节详实，但坏处也明显：稍一不慎，就容易陷入“贪”的状态。
以2015年陈凯歌导演的《道士下山》为例，原著小说是一种“浮世绘”式的公路片结构。主人公何安下游历半生，经历了不同的人和事，最后终于开了悟，得了成长。
原著读来令人颇觉通透，但改编剧本却很难。倘若要找一个作品来进行对标，《道士下山》和《西游记》有几分类似。《西游记》中的九九八十一难，再加上前尘往事和历史背景，本身是不可能全部糅到同一部电影中去的。倘若要改编剧本，只能抽取其中的一个主要情节，找到世界观，再进行打磨。
也正因此，《道士下山》虽然票房成功，口碑却不幸崩塌。豆瓣评分只有5.4。被大量观众斥为“故弄玄虚”。在后来的采访中，但凡提到《道士下山》，徐浩峰的反应都是一致：缄口不言。
如今，徐浩峰本人也得到了资本的认可，开始独自探索和尝试一种全新的、中国化的电影语言风格。这种尝试究竟会引导出怎样的结果，仍是未知。目前看来，观众似乎仍然需要时间来培养对新武侠类型的接受度。
不同于文字创作，电影毕竟是一群人的劳动结晶，需要考虑成本收益。资本能否等得起，仍需检验。
生活中，徐浩峰是一个很“佛系”的人。对于商业上的问题，他考虑得并不算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这些年，他的大量时间，都用来研究不同社会结构之间的组合与碰撞。“现在大体都研究明白了”。
早些时候，在《刀背藏身》宣布撤档之前，徐浩峰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讲述了他在创作上的一些想法的看法与期待。
中国新闻周刊：你第一部电影是《倭寇的踪迹》，原小说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但电影变成了喜剧，是你的本意吗？
徐浩峰：是的。小说和电影不同，写小说时服从文学规律，拍电影则服从电影表达。同样讲一个故事，小说的能力和电影都不一样。这也是电影有趣的地方。
导演系最初基本不训练原创能力，而是以培养改编能力为主。根据长年经验，一拨学生里有几个有编剧原创能力，老师就得感谢祖师爷显灵了。天赋所限，大多数人其实没原创能力，所以导演重在训练改编。
写小说时，我把自己当做一个纯粹的小说家。写剧本时，就用我大学时代受的改编训练。所以对我来说，每一次小说改成剧本的时候，我总有运动员一般的兴奋，就好像是在尝试，同样一支曲子，能不能用另外一支舞跳一遍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箭士柳白猿》中，你把“柳白猿”的刺客身份改成公证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徐浩峰：是的，这也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理解。80年代，我们受的电影教育主要来自欧洲和美国，它们都以叛逆文化为主。那时年轻，容易受影响，就爱走叛逆的路子。
但年过三十，向四十岁迈进时，突然从各种途径了解到中国社会维持平衡的独特方式。和西方社会不同，它有好多中间环节和中间阶层，等于是多元维持平衡，我们称之为不倒翁体系。
所以传统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是多层次的。善恶相间，非常复杂。有了新领悟后，再做剧本，就不一样了。
中国新闻周刊：和王家卫、邹静之合作《一代宗师》时，是什么体验？
徐浩峰：邹静之老师是一个有完整世界观的编剧。当时合作时，邹静之老师说了一句话，让同为编剧的我非常感慨。他说，他非常感谢生活，这辈子作为一个作家，累积已经够了，不用再做新的体验。对人生、对知识，他都处在一个很通达的阶段。
虽然习武对他而言是一个新领域，但是这些角色其实都在邹老师熟悉的框架里，所以一触即通。这些人怎么说话，遇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立刻能从生活中找到原型。
王家卫老师因为要排兵布阵，所以一开始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没有感情、气场大得有些压迫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巨蟹座，就是有一个坚硬的可怕外壳，但里边全是软肉。
这种压迫感其实没有维持多久，在跟我俩开了几次会，突然有一天就变了，很亲近，很好说话，甚至能明显感觉到友谊。我就跟邹老师说，王导变了。邹老师比我更懂人，他说，他（王家卫）一直就是这样。到现在，只要王家卫来北京，我们三个总会聚一聚。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小说和电影，想探讨的话题大多都是“天地君亲师”之类的宏大命题，但《一代宗师》最后又落到了“情”字上，你怎么看待？
徐浩峰：王家卫导演受的教育和我们不同。我接触一些现代、后现代的画作，都是在美院看文字和照片，没见过真实作品。西方的作品有好多并没有在内地做过展览。
但香港不同。西方艺术家们在香港频繁办画展，也频繁有外国人来。所以在同样的年纪，王家卫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的了解是通过直接接触，我们只能是间接。
说到王家卫的电影，我觉得爱情并不是他的精华。爱情这个，只是为了跟观众有沟通，在表达时加入的一些让大家能看懂的元素。
中国新闻周刊：西方电影，通常会把动机说特别清楚，不是为利益，就是为爱情。但你笔下的那些传统武人，似乎不为这两者，显得“端着”，动机不明。是什么原因？
徐浩峰：首先是方法问题。电影剧作总要隐藏一些东西，一开始不会把因果交代得很清楚。而是在徐徐展开的过程中，提到事情的起因。这是我个人认为比较好的剧作结构。
然后，中国人基本性格是在东汉才确定下来的。春秋之前推崇特别有序的世界。东汉之前，春秋战国、秦、汉，中国人过的是推崇权力的世界。从原来高度平衡的有序世界，一下进入到丛林法则的世界。
于是东汉之后，中国人就发明了气节这个词。用气节对抗权力，是中国经典的故事。
中国新闻周刊：清末军阀乱国，民族气节都被毁掉了。所以你的电影中，民国军人形象普遍不佳。是这个原因吗？
徐浩峰：不单是我，这也是当时清末民国的社会共识。因为民国的军阀时代，是整个文化界和社会底层最可怕的时代，大家都在担忧，中国随时要变成墨西哥。
墨西哥就是军阀割据，崇尚强权，把正常秩序全部毁掉。清末，中国的银元用的银都产自墨西哥，报上也总谈墨西哥的事。所以那时中国人对墨西哥非常熟悉。就好像一个影子，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变成那样。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小说《道士下山》中也提到，唐太宗打压东晋世家，导致思想审美大倒退。就你个人而言，是不是想要复兴中国的一些老东西？
徐浩峰：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我、王家卫和邹静之老师有共识。就是《一代宗师》结尾的一句台词：武学千年，烟消云散的事我们还见得少吗?
其实我没有主观的愿望，或者说，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即一定要去当一个武学复兴者。我自己水平也不够，能够给同代，或者下一代人留点兴趣就很好。（复兴）应该由下一代的天才去完成。
我没有别的专长。只是因缘巧合，小时候接触到了这些（老辈人的生活方式，武术界的技法和规矩），又恰好是我的兴趣，就把它拍成电影。这是一个天然的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您的电影，票房都不算非常高，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浩峰：我现在公映的只有三部电影，头两部本身不是为市场做的，谈不上票房，回收资金的方式主要是卖海外版权和DVD。其实已经回本了，毕竟本身就是低成本的艺术片。
虽然在国内看的人不多，但参加了海外电影节，就会有海外的放映商主动过来找你。所以其实我每一部电影都是赚钱的。
至于《师父》，问题还是出在宣发上，宣发再好一点，结果可能会不同。但《师父》也在美国有公映。
所以，我的电影都赚钱，这个你一定要记得写上去（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