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周两天》，获第60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获第65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外语片提名，第23届西班牙戈雅奖最佳欧洲电影……
在媒体评分网站Metacritic上，这部片子获得了97分的高分，近乎满分。
1987年，罗马尼亚。
距离柏林墙的倒塌、独裁政府的下台还有2年。
阴冷肮脏的融雪天。
铁砣似的交通工具在路上叽叽哑哑。
当时政府鼓励生育，并明确颁布法令规定，堕胎是违法的。
然而，女大学生嘉碧塔在被男友抛弃后，却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
在当时那个极端保守、严酷的体制内，嘉碧塔很清楚，如果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她的一生也就毁了。
冒着坐牢的风险堕胎，是她唯一的选择。
于是她求助于自己的好友欧蒂莉亚，帮助她一起秘密打胎。
故事发生在短短一日之内。
她们找到了一个叫蓓蓓先生的男人来私自堕胎。
一场噩梦就此开始。
用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的话说，这是一部关于友情，责任和爱的电影。
故事源自于我们生活中不可对他人言述的经历和隐密。
最主要的是，它讲述了一个关于堕胎的故事。
1966年，齐奥塞斯库政府颁布了禁止堕胎的法律，直到1989年，齐奥塞斯库死去，社会主义政体在罗马尼亚结束，这项法令才被废除。
在此期间，大约有50万的罗马尼亚女性因为秘密堕胎的安全性而屈辱地死去。
对于那段历史而言，堕胎，不仅意味着某种错误的、罪恶的道德行为，也关乎于对国家制度的背叛和对抗。
蓓蓓先生是个欺软怕硬的人。
先是漫天要高价，后来又暗示她们可以“肉偿”。
嘉碧塔怀有身孕，欧蒂莉亚陷入了痛苦的挣扎。
欧蒂莉亚有男朋友，他们的感情很稳定，今天还邀请她去见他父母。
如果她要拯救闺蜜，就意味背叛男朋友。
但嘉碧塔的身孕拖一天就会增加一分风险。
百般无奈中，欧蒂莉亚牺牲了自己……
这段镜头几乎是最“虐心”的。
晃动的镜头中，嘉碧塔跑到门外，颤抖着吸烟。
她知道屋里正在发生什么，她明知道欧蒂莉亚有男友，甚至还在生理期，还是默许了她的选择。
等她回到屋子，看到欧蒂莉亚冲进卫生间，沉默地清洗身体。
医生的态度也变得随和。
他在嘉碧塔的下身插入了一个导管，注射进药物。
要她躺着不动，等到胎儿流出来。
蒂莉亚忙完闺蜜这边，还要赶去男朋友家聚会。
刚才的遭遇让她极度矛盾痛苦，在公交车上一个人哭。
男友父母对她很热情，聚会迟迟不散，大家聊着鸡毛蒜皮。
她焦灼地坐立难安，担心一个人在宾馆的嘉碧塔。
而嘉碧塔和自己刚才的遭遇，让她既痛苦又开始反思自己和男友的关系。
如果自己怀孕了呢？
男友瞬间慌了，一个劲说不可能，最后才说他会负责，会娶她。
但他们都知道这不可能。
当时的毕业生都是强制分配的，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分到哪里去。
电影都是纯粹而完整的，好电影的好是一个整体。
剧本好，导演好，摄影好，演员好，音效好，灯光好，美工好，剪辑好，都好。
事实上，好电影让你看不见导演或摄影机的存在，也感觉不到演员个体的存在，所以以上所写只是基于某种背景介绍。
其实我们说不出什么，只是更多地了解到一点他人和表象背后的那个世界，或者被感动，或者微小的快乐和悲伤，或者久久无语。
四个月三周两天，是那个小胎儿的存活时间。
影片中有一个堕胎后胎儿尸体长长的特写镜头。
4个多月的胎儿，看得十分真切。
他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浴巾里，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布满血污。
这部冷冰冰的电影，每分钟都是在考验观众的心理承受极限。
影片中军营式的大学生宿舍，冷漠而警惕的旅馆看门人，用西方国家的物品来代替钱的私下交易，乃至堕胎被强加的黑暗色彩，和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都是如此相似，而且我相信，类似的故事在中国曾经有更多的版本。
因为某种公共制度禁忌而产生的个人经历，以及不可预料的人生选择：为了更好的活下去，或者为了勇气和责任，我们只能像片中人那样去经历难以启齿的、不堪回首的过程。
因为隐密，它甚至不能称之为悲剧。
它是划在心里的暗伤，它是被时间吞噬的秘密。
多年以后，耻辱感退去，才能够平静地向他人讲述这些经历，如同讲述他人的故事。
1987年，东欧政治剧变的前夜。
今天的西方评论者和观众在看这种背景的电影时，常常过于敏感地指向政治压迫和隐喻。
然而我更相信导演的本意，他在导演阐述里说得非常清楚：
我试着拍摄一部关于人物和故事的电影，而不是关于那个时代，那不是影片的语境和主题。
我试着尽可能地尊重并且还原事实，而不是聚焦在对共产主义末期的老一套和标志性上。
那个时代在那里，在我的电影里，但是它们在镜头之后：公共汽车噼里啪啦的尾气排放声，形似熨斗般的罗马尼亚轿车，劣质的行李箱，盖满书页的墙，还有当时人们的一些习惯，比如Kent牌香烟可以代替货币在私下流通。没有这些背景，我们将无法理解这部电影。
这段话让我想起参加同届戛纳的娄烨的《颐和园》。
在我看来，那是一部首先立意于描述“时代”，而不是人物和故事的电影。
既然如此，还是让西方人把政治隐喻和宣传噱头留给《颐和园》这样的电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