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初上映的电影《寻汉计》，是一个发生在2015年的故事。

在故事里，导演将北京大妞王招丢进“地狱模式”：失业，离异，然后发现自己怀孕。她想留下这个孩子，但面对当时非婚生子女不能登记户口的政策，只能出下策为孩子找一个新的父亲。这个老好人又平凡的女孩，成了当代“小妞电影”（Chick Flick）的主要角色，但也并没有改变电影被各路人士批评的命运。

不过，这些批评反而将“小妞电影”这一长时间遭人误解的电影类型再推上台面。至少当有人再用调侃的、不屑一顾的语气说：Chick Flick不过是拍给“小妞们”看的电影之时，你可以告诉他，您可误会了，它或许比你想的更贴近现实。

不过，要说清楚这件事，还是得从“小妞电影”的前世今生说起。

©️ 《寻汉计》，2021

从庄园大小姐到都市女郎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在具有时代意义的《乱世佳人》和斯嘉丽到来之前，首先出现在大银幕上的是1938年的电影《红杉泪痕》，和一身骑马装、英气十足地闯入南方淑女聚会的朱丽小姐。

©️ 《红杉泪痕》，1938

《红杉泪痕》在南北战争、黄热病的大背景下，将聚光灯照在一位不惮于打破一切的女性身上。一袭漂亮粗野的红裙，让老南方的清规戒律化为乌有，即使代价是失去爱人；一年后与旧爱重逢，此时他已变成别人的丈夫，她却有夺回爱人的勇气与魄力，即使代价是失去珍贵的朋友的生命。

电影中，朱丽在追寻自我与自由的过程中，不断失去，在失去中不断成长。最后，当爱人感染黄热病，将被送到孤岛隔离，或者说等死时，朱丽毅然决然前往——即使她明白自己已经失去了对方的爱，而最后她要对抗的不再只是规则、制度，而是“死神”。

在那个女性还被认为是柔软、需要被人呵护的年代，塑造这样一位强韧且不拘一格的女主角，《红杉泪痕》在观念上无疑是先锋的。而一年后，长达近四个小时的战争史诗《乱世佳人》再次将焦点放在女性身上，塑造了一个更复杂的女性角色——斯嘉丽。

斯嘉丽是升级版的朱丽，既纯洁热情，又虚荣自私，既聪明能干，在一定程度上又冷酷无情，身上有同样的韧性。在一代文明随风而逝之时，她的命运像芦苇般飘摇，但也像芦苇般坚韧，在绝望中保存着希望，“明天是全新的一天”。

朱丽与斯嘉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但是却挣脱了男性审视的目光，在电影中拥抱了真正的自我，而这两部电影，也在那个由白人男性主导的好莱坞制片厂时代，开创女性电影之先河。

©️ 《乱世佳人》，1939

当22年后，奥黛丽·赫本饰演的霍莉抱着吉他在浴室唱歌时，我们又看到了相同的对自我和自由的追寻，但此时，又多了一层对被婚姻囚禁、变成“笼中之鸟”的恐惧。正如不断出逃的霍莉，从穷苦的原生家庭到农场，再到纽约，大城市变成舞台，霍莉穿梭其中，不断向那些自以为拥有她的男人说，“不，你从未拥有过我”。

在霍莉眼中，男人是“老鼠”，是致富的途径，但其中也不乏对幸福和真爱的追求。这些转变与当时日益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不无关联，更多女性向现代职业女性转变，强调身体自由与职业自主权成为当时女性电影的新主题。

©️ 《蒂凡尼的早餐》，1961

到了80年代，《春天不是读书天》里的逃学高手菲利斯成功骗过父母，本学期第九次请（装）病假成功，叫上好哥们一起从学校救出女友，三人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下进行了一场城市冒险，整个芝加哥仿佛都要被三个满溢的青春活力与热情染上一层玫瑰色。

而此时的电影工业也终于发现青少年市场这片蓝海，一时间，以校园生活、流行文化等青少年感兴趣题材的电影涌现，而这其中情节多数与浪漫爱情和人际关系相关。就像《春天不是读书天》，在表现逃学的美好生活之余，暗地里也不忘挤兑一回古板的教导处主任和家庭关系。也正是此时，虽然难以确切说明是以哪部电影为开端，但人们将以女性角色为主的校园/青春/爱情类轻喜剧，概称为“小妞电影”（Chick Flick）。

到了90年代，“小妞电影”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发展勃兴，并且更广泛地与各类型电影结合。其中既有《诺丁山》《西雅图夜未眠》等浪漫喜剧爱情片，也有如《喜福会》温情脉脉地讨论女性意识流变的剧情片，还有《末路狂花》这样尖锐仿佛如一记重音的作品。这些电影的出现，既延展了“小妞电影”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向源头的回归与致意。

©️ 《诺丁山》，1999

2000年，“在世界中心呼唤爱”成为新世纪的主题，各种以“爱”为主题的“小妞电影”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既有浪漫爱情故事，也有柏拉图式的爱、自爱和友爱。一条牛仔裤可以承载友谊，传递勇气，爱你的姐妹，就是爱自己（《牛仔裤的夏天》）；也可以用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回顾过往，观照自身（《美食、祈祷和恋爱》）。这些电影都轻松有趣，同时又追索着女性所关注议题的电影。

©️ 《牛仔裤的夏天》，2005

而此时，这些电影的高投资回报率也终于引来电影工业的关注，在经济效益的驱动下，更多男性电影制作人入局，而在他们想当然式的创作下，粗制滥造的“伪·小妞电影”涌现，女性再次变成男性凝视的对象：一个漂亮的、柔弱的、无私的性感尤物——随你怎么组合这几个形容词。但真实消失了。

时至今日，从2010年至今，女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回潮，“小妞电影”的境况也变得更复杂。这其中有复制2000年代成功模式的电影，也有略带苦涩更贴合现实主义语境的电影，还有着力于展现女性力量的电影。它变得更多元，但现状依然没有那么乐观。

©️ 《贱女孩》，2004

我们还需要小妞电影吗？

在今日，“小妞电影”更多的被视为五颜六色的糖果，好看但并不健康，不过，说出这番观点的人是否真的了解“小妞电影”，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一方面，按照马丁·斯科塞斯的说法，这是个电影艺术日益沦为消费品的时代，当然也包括了“小妞电影”。过于迎合女性观众对男权的反叛和对力量的渴望、或者只是空洞地喊口号的电影充斥着电影市场。还有那些千篇一律的、年轻好看的女主角——难道那些并不年轻好看的女性就没有自己的故事可言说吗？这一切都加剧着人们对它的反感与偏见。

但另一方面，没有那么公正的评价体系或许是更主要的原因。

在电影《送我上青云》中，姚晨饰演的盛男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名高知女性。在一次意外中，她发现自己患有卵巢癌，需要进行手术，但卵巢切除后，性欲可能消失，与此同时，她还面临职业道德的考验，要不要为了凑足手术费而给一位故弄玄虚、物欲横流的书法家立传。

  ©️ 《送我上青云》，2019

癌症在盛男的生命中横切下一刀，像电影中顺流而下的棺材，为现实主义带来一种非现实感的感受，放大了女性在现实中的错位，也迫使观众与盛男一起回归内心世界，面对自己的欲望与对情感的需求。电影也在这个过程中，用寥寥几笔，点染出一幅颇具悲剧感和讽刺性的社会漫画群像：为了成功丧失新闻理想的四毛；“凭风借力”实现阶级跃升却失去尊严的文艺男青年，等等。

电影上映后，口碑两极分化。在女性群体中评价尚佳，是因为她们对角色的感同身受与认同；但一些男性却认为它“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而近期上映的《寻汉计》面临同样的困境。在电影上映后，等待它的不止是惨淡的票房，还有被冒犯的观众，而这次得罪的不止是男性，还有女性，焦点是招君在面临道德困境时做出的选择。但这些，真的与电影本身相关吗？

“小妞电影”进入中国十余年，人们能接受苏菲（《非常完美》）、杜拉拉（《杜拉拉升职记》）、黄小仙（《失恋33天》），但不能接受任何有道德争议的人（尤其是在性方面），也不愿面对和理解女性真正的困境和憧憬，但“小妞电影”却让这样的女性进入了主流视野（即使引发的讨论是野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不论是糖果，还是良药，亦或什么都不是，都具备自己独特的意义。

百余年的电影史中，女性电影像一条长河，虽然声势微小，但却生生不息。而“小妞电影”作为其中的支流，或许我们应当给它更多包容，它可以是浪漫的、幽默的，也可以是严肃的、尖锐的，可以是“小烦恼”，也可以是“大困境”，只要是真实的。但更重要的，或许是将它放入更公正的评价体系中，让电影的归电影，电影评论的归电影评论。

至于那些子弹，就像《寻汉计》开篇的那句：“2015年过去了，我们一点也不怀念它。为什么不怀念？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让它们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