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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美国著名钢琴家、一代爵士乐手Nate King Cole受邀在于南方伯明翰州参加音乐表演。作为第一个受邀演出的黑人音乐家,Cole先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
在当晚演出现场,Cole先生除了遭遇3K党的驱逐和谩骂之外,更遭遇到严重的暴力袭击,至此这位伟大的爵士乐手没有再踏上伯明翰一步。9年后Nate King Cole因肺癌去世,年仅46岁。
在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而年轻人思潮在民主和自由意志的影响下迅速开化,关于种族平权的呼声不绝于耳。
无奈相对于北方,南方各州依然保持着守旧种族隔离制度,黑人人权被不合理规则限制加上3K党的横行不法。畸形的种族现状亦给这片以自由为傲的土地笼上了一层阴云。
音乐作为人类共通的一种交流形式,足以超越了种族和肤色的界限。而美利坚瑰宝的爵士乐起源于黑人,在20世纪独领风骚。
随着五六十年代爵士乐的快速崛起,在氤氲迷离的酒馆内,波普、酷派爵士和自由爵士等即兴演奏绕梁三日。黑人音乐家以爵士乐为载体,在舞台上他们以超然物外的自由灵魂,打破了现实中各种条框规则的约束。
爵士乐和乐手相互成就。大量才华横溢的黑人音乐家在爵士舞台上大放异彩。John Coltrane 、Charles Mingus、Charlie Parker等人皆成为了杰出的大师,当然也包括《绿皮书》的主人公Don Shirley博士。
可见沉迷于虚幻的乌托邦并不能让有色人种获得长久的平等和自由,让音乐回归现实、把乌托邦带回地面,才是一位勇者的必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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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秋天,深居简出的天才钢琴家Don博士即将开展一个大胆且蓄谋已久的做法。这位处在纽约高层的上流社会黑人,足迹将踏至南方各州,开展为期两周的音乐巡演。而钢琴也成为了他唯一展示自己的武器。
或在电影前半段便有人猜到了Don博士南下的真实动机,以个人姿态对抗不平等制度,这正是侠的真正议题所在。
不论东方文明还是西方社会,舍己渡人、为公舍私皆可称之为侠。片中的另一位主人公Tony行走于纽约多年,多年的江湖经验亦足以让他于风尘中安然自保、水火不侵,于帮派纠纷中公正裁决,算不失侠义本分。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在家庭和群族利益的羁绊下,Tony的十八般兵器并无太多施展之处,可丰富的为人处世之道却让他不失性情道义。
或许连Tony自己也未想到,在与Don博士的南下旅途中,心中埋藏的正义感被一点点激发。在以音乐为灵魂共通的媒介下,Tony对有色人种的偏见渐渐消除,以人性为价值判断的新准则在Tony心中已成型。
无论他是为营救Don博士数次出头解围,还是因演出硬件怒扇保安耳光。Tony为老板两肋插刀,豪情本色凌然不惧,“显侠”当之无愧。
Tony和Don灵魂中的互补让旅途相映成趣:Tony真实之外得到了良知和宽容的品质;Don则于高贵之外增添了血肉和烟火气。二人真善美的相互促和在被傲慢和偏见挟持的南方小镇内显得弥足珍贵。
在巡演即将接近尾声时,Don南下的真正目也在搭档口中被Tony得知。即便有音乐家Nat King Cole的前车之鉴,Don依然选择了他人生中最勇敢的决定,侠而不为外人所知,便是“隐侠”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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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英雄不应是高高在上、被世人供奉的。由掌声和鲜花堆砌而成的灵魂是短暂且不真实的。
当Don博士锦衣玉食、高高在上坐在王位面前,他或已失去了对这个国家真实温度的感知,天性的良知驱使着Don触摸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之余,他也以此为契机寻回迷茫许久的本我。
作为60年代美国极少数的精英群体,在黑皮肤的包裹下,Don博士把高傲和孤独集于一身,对自我认知的困惑如影随形,更加深了他与世界的剥离感。
一个真正的侠客光寻找自我是不够的,寻我之旅亦是拯救他人之旅。Don身上有一颗高尚的灵魂,为国为民的侠义情怀与自我意志结合后,仗剑天涯、舍我其谁。
复杂的人世间并不如钢琴那般黑白两健如此清晰分明,Don在自我牺牲中领略到了诸多现实的残酷。
卫生间和餐厅的隔离、被黑人和白人双双嫌弃,被警察轮番羞辱等,人间即地狱,高贵的灵魂因苦难变得厚重且坚韧。
在片尾段一场瓢泼大雨中,Don与Tony的对话更似Don压抑于心中许久的心结。而至旅途结束后,Don并没有因音乐让世界瞬间变好。
可在和Tony的内心相互感化的旅途中,显侠和隐侠亦实现了世界观的互补。当结尾Don博士离开高贵的空中楼阁同Tony一起过圣诞时,他关乎孤独的心结或已经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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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侠义道中寻求自我,是侠的终极议题。但在笔者看来,对“我是谁”的探究不在于得到结果的瞬间,而在于实现的过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其实当Don博士敢于做出南下的那一刻,他便已把诚挚的自我展现在旁边面前,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战后爵士乐浪潮的影响下,毕业于正统音乐学院的Don博士摆脱了贝多芬和肖邦的曲谱约束,对即兴钢琴的热爱,足见Don博士之于这个国家的真诚用心。
钢琴三重奏正是Don Shirley教化人心的逆刃剑,即兴音乐则为电影通篇润物细无声的最强杀招。
同Nat King Cole一样,Don把最后一场演出定在了伯明翰。在Don愤而离开庄园于小酒馆内完成即兴演出结束后,他已完成了对平等自由理念的传播。
或许侠的核心价值不在于生杀予夺而在感动教化;在小酒馆内无差别弹奏给每一位听众后,“侠之大者、众生平等”之意义才终得以显现。
而在Don Shirley离开伯明翰后的不到半年内,因果效应便得以显现。1963年4月12日,马丁路德·金领导黑人社团在伯明翰进行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中为民权大声疾呼,慷慨激昂写下《从伯明翰市监狱发出的信》一文。
终在黑人同胞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两个月后伯明翰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种族平等已在南方诸州露出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