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破的 “拍片难”魔咒,大学生能靠短片成为下一个“文牧野”吗?

拍短片便成了他们练手、谋生,尤其是“被看到”的主要方式。

“只要你在拍短片,你在电影的世界中就永远是一个少年”,贾樟柯导演曾在发起短片首映平台“柯首映”时说道。从1995年的《小山回家》到今年疫情期间的《来访》,在他的创作生涯里,短片从未缺席。

短片一直是新生代导演职业生涯最早、最重要的“战场”之一,在第一部长片问世之前,很多人都经历了短片的磨练。

《雷霆沙赞》的导演David F. Sandberg在拍摄电影长片之前,一直在拍摄超低预算的恐怖短片,文牧野在《我不是药神》之前,也以短片创作为主,他的短片《安魂曲》曾入围多个海外电影节。而2019年的高口碑青春片《过春天》导演白雪,也是因为一部短片《谁回谁家》才被万达电影看到,有了后来的长片机会。

《安魂曲》剧照

短片同样是电影专业的大学生们主要的创作形式。小到课堂作业,大到毕业作品,短片拍摄填满了他们的整个学习生涯。但就是看起来比长片更灵活自由、投入也更低的短片,创作的过程也困难重重。即使是科班出身的学生,拍短片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事。

缺钱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很少有人愿意给大学生作品投钱,大家都知道投了钱也是有去无回的,”一位南方某高校导演系的学生曾对毒眸表示,“我们自己也知道很难给到对方商业上的回报,所以在去找资金的时候,心里也总是没有底气的。”

除了资金难题,大学生创作群体因为缺少创作、拍摄的实践经验,作品水平参差不齐。“即使是一个看似简单的短片剧本,改到第二稿的时候就想放弃了、不拍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上述学生补充道。在论资排辈、靠作品说话的行业里,他们很难获得更多的资源——没有行业资源,就更难获得出路。

这其实是所有新人导演都会面临的共同困境。有资深电影从业者告诉毒眸,做电影这件事,每一个环节都是艰难的,拍短片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一个普通大学生会遇到的大小瓶颈,实际上是每一个成熟导演都曾经历过的,甚至是他们在电影创作的道路上,绕不开跳不过的必要步骤。”

“我们有钱拍下一部了!”

拍摄《小山回家》时,20多岁的贾樟柯还只是个电影新人,20多年后,当贾樟柯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我们只有两个财富:一个财富是自己蓬勃的创作欲,第二个财富是年轻人之间的友情,是人的资源。” 这部短片的启动资金是剧组成员凑的,后续的拍摄则靠大家接私活儿来赚钱维持。

二十多年过去,贾樟柯早已走出当初的困局,但当下的学生创作者仍然无法摆脱“缺钱”的困境。

大二那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邬佳润拍摄了短片《捉刀人》,谈到拍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难题,邬佳润坦言“没钱啊”。作为一部课堂作业,《捉刀人》无法获得学校的资助,邬佳润只能拉着摄影系的同学一起凑了12万,勉强完成了拍摄,连拍摄过程中的器材也都是免费借熟人的。

但回过头来看,“缺钱”对年轻的创作团队反而是一次宝贵的经验。邬佳润告诉毒眸,现在回头复盘,为了省钱,整个拍摄过程确实逼自己做到了“每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在前期拍摄就学会每一个环节的成本把控,这对于一个日后要进入资本市场的新人导演而言,其实是一门必修课。最终邬佳润的《捉刀人》该围了今年10月份在福建平潭首次举办的IM两岸青年影展终审单元。

邬佳润导演的《捉刀人》

与邬佳润不同,上海戏剧学院摄影系的学生张琛在筹备首部导演短片《对岸》时,一开始就选择了低成本的方式,3000元是他最初的拍摄预算。

作为摄影系的学生,张琛其实并不需要以导演的身份完成一部作品,不过,因为是“军迷”,他想要创作一部有关 “上战场的年轻人”的片子。“我本来准备拿着自己的设备,找同学帮忙当演员,随便找个场景就拍了。”而在片子筹备期间,张琛偶然接了一个商业拍摄,“赚了5万块钱,就全部投进(这部片子的拍摄中)来了”。

拿着这5万块钱,张琛租借了更好的器材,买了更高级的道具。之后,钱已经没剩多少,再加上剧组住宿、车马费等开销,最终,《对岸》的总成本达到了8万,其中有2万还是找同学借来的。即使如此,他想要呈现的战争场面还是由于“实在没钱”而未能实现。好的结果是,该片也入围了IM两岸青年影展的终审单元,这也给了他一定慰藉。

张琛的《对岸》拍摄现场

在IM两岸青年影展的终审单元提名影片里,毒眸还看到了另一部采用了纪实拍摄手法的短片《缄默》,它讲述了台湾默剧表演艺术家姚尚德的街头表演“默剧出走”的故事。

导演郭宇星就读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由于同样的资金不足,郭宇星选择一人分饰多角,导演、摄像、录音、剪辑工作全部由他郭宇星自己担任,“青岛、台南这些拍摄地点都是我一个人跑的,但如果资金充足,还是希望有团队协助,这样呈现出来的效果应该更加成熟。”

面对学生创作者们的缺钱困境,国内外部分院校也开始为他们提供相应的资金扶持。

作为世界顶级的电影学院,AFI(美国电影学院)会为每部学生毕业作品提供13000美元的启动资金;国内的北京电影学院也会在毕业班(包括本科和研究生)的学生作品里,选择30部左右的优秀作品,每部资助12-15万的资金。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毕业生祁骥就拿到了这笔钱。在准备毕业作品时,他写了一个代孕题材的剧本,由于题材新颖,得到了学校12万元的奖金。不过,相比于祁骥期望的成片效果,12万的投入并不够,他还是自掏腰包补上了超支的部分。在高投入的保证下,这部名为《一只蓝色的虾》的短片入围了2018年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短片竞赛单元以及IM两岸青年影展的终审环节。

《一只蓝色的虾》剧照

院校提供的帮助并不足以解决实质问题,归根结底,之所以“缺钱”,是因为学生们的短片往往是非商业性质,几乎不存在变现的可能。与此同时,在获得电影公司、投资人的赏识之前,短片创作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持续投入的过程。

这种情况下,参加影展、获得奖金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成本回收方式。为了给这些学生提供相对应的帮助,IM两岸青年影展将筹资的大头就全部用在了奖金上。

“拍片太耗钱了,我们希望这个影展能给优秀的创作者、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创作者们提供最最实在的帮助和激励,也许这将是影响他们创作生涯发展方向的一笔重要的奖金”。影展协办方、大象伙伴影业创始人吴飞跃告诉毒眸。

针对 “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和“最佳导演”,IM两岸青年影展分别给予了30万、25万、20万的奖金;此外,影展还选出了6部最佳短片,每部奖金15万;20部优秀短片,每部8万,再加上“极拍”竞赛单元的奖金设置,整个奖金池的总数额达到348万元。这一奖金体量远高出了市场平均水平。毕竟,目前国内学生短片影展的奖金设置多在万元等级,长片创投项目才有可能拿到几十万奖金。

作为影展终审评委之一,导演章明更直言这是一届“结果导向”的影展,“是我参加过的影展里奖金池金额最高的。”这笔奖金对于一部长片而言,或许算不上什么,但对于多数短片而言,却足以覆盖大半成本。

短片《山下野兽》获得了“最佳短片”,也意味着15万的奖金,其导演杨名在领奖台上激动不已:“这个奖对我意义非凡,不知道我的团队们有没有在看直播,下一个短片整个剧组在等着我——你们看到了吗?我们有钱拍下一部了!”

拉关系?单打独斗?

除了资金困局,对于学生短片而言,搭建优秀的团队也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般情况下,完成一部学生作业,导演等主创要自己“码盘子”:在学校中寻找搭档,联系同校、外校的表演系、摄影系等同学,零报酬出演、帮忙。这种模式在校园中固然可行,但也必须升级。

有学生导演表示,如果只跟学表演的同学合作,很容易被评价“片子一看就是学生拍的”。和成熟的演员、经验丰富的制作团队合作,成了学生影人们在创作道路上持续进步的刚需。

但从选角阶段开始,他们就经常产生无力感。祁骥告诉毒眸,他会通过给合适的演员发微博私信来寻求合作,但他只联系“微博粉丝在5万以下的演员”,因为“超过5万的一般就不理你了”。而这不仅仅是祁骥一个人所面临的窘境。

在好莱坞,电影院校一般会和演员工会SAG合作,公会里的演员无报酬或者以很低的报酬出演学生作品。但国内还不具备这样的产业环境,缺少第三方渠道对接成熟演员。

当然,也有成熟演员出于“扶持新人”的“使命感”参演学生短片。演员刘佩琦就出演了学生短片作品《逝》,在被媒体问道“为什么会零片酬出演”的时候,刘佩琦回答道:“只要是年轻人,不论导演、演员还是制片人,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都愿意支持他们。

刘佩琦出演《逝》

中国电影的未来是年轻人的。”而该片导演文晔的另一部学生作品《在水一方》,也获得了著名华裔女演员、金马奖最佳女演员卢燕的支持和参与。

像文晔这样的幸运儿只是少数。学生短片想要找到合适的成熟演员难度极高,毒眸采访了解道,往往只能通过两种方式:用钱砸或靠人情。可缺少资金和人脉资源恰巧是学生面临的群体困境。针对这种困境,有学生寄希望于开拓校友资源,搭建校友沟通的桥梁,“可以让校友用做慈善的心态来帮助学生作品的拍摄,在具体的项目上开启双向互选的方式。”一位学生导演告诉毒眸。

事实上,出演学生作品绝不仅仅是“做慈善”,在一些优秀的学生作品里,演员、主创跟作品是互相成就的。

这次IM影展的“最佳影片”《带妈妈出去玩》,片中“母亲”的扮演者刘引商就曾凭借在片中的“母亲”一角,获得了2019年台北电影节最佳女主角。《一只蓝色的虾》曾在2018年入围釜山电影节的短片竞赛单元,当时,团队主创都被邀请参加了红毯仪式。这也是该片所有主创第一次走上釜山红毯,对于各方都是一种宣传。有了这样的先例,祁骥表示下一部“相对来说,更容易找演员了”。

祁骥和《一只蓝色的虾》主演孔雁在釜山电影节红毯

找演员难,想要给剧组找到理想的制作团队也同样不易。对于大部分学生创作者而言,缺少资金、又没有名气,很难打动成熟的制作团队。毕竟,优秀的制作团队是行业稀缺资源,许多中小体量影片尚且难以触达,更别提未出校园的学生了。

为了解决问题,北京电影学院下设了“青年电影制片厂”,为学生提供器材、设备、录音棚,影片后期的剪辑、调色等帮助。

而国内能像北电一样,能为学生提供制作支持的学校是少数,很多非专业类院校的学生想拍短片,就要在各个环节自力更生。来自国内某综合型院校的一位学生告诉毒眸,他在拍摄毕业短片时,是靠关系找到了市场上比较成熟的制作团队,而他的同学则常常因为在制作上缺少帮助而被迫放弃短片,“他们只能选择写论文来达到毕业的要求”。

也正是因为资源不足,有市场机构开始针对学生短片作业的痛点,提供相应的服务。

某高校附近一家视频制作工作室的负责人告诉毒眸,他自己就毕业于该学校的影视制作专业。上学时在拍短片上遇到了不少困难,后来成立了工作室便想帮助学弟学妹。尽管他强调只在主创之外的环节,如后期、设备上提供帮助,也会给学生一个“可以承受的价格”,但还是常常被老师质疑靠“代拍”赚钱。当然,也有老师认可他所作的事情,“拍片子本身就是一个团队工作,学生势必会需要外界的帮助。”其工作室成立2年多以来,已经服务了20多部学生作品。

寻找下一个“文牧野”

对于学生影人存在的困境,市场并未“袖手旁观”,不少致力于培养新人的影视机构正崭露头角。

今年7月20日,《第一次的离别》选择在影院复工首日上映,收获了152万票房,占到当天全国票房的43.4%。这部长片起源于导演王丽娜在学校拍摄的同题材纪录短片,大象纪录的创始人、导演秦晓宇正式被这部纪录短片打动,才选择跟大象伙伴影业一起将其孵化成了剧情长片。

在国内上映前,《第一次的离别》已先后斩获了东京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和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多项大奖,导演姜文更是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火鸟电影大奖的颁奖词中这么评价,“作为处女作,它近乎完美”。

全程主持《第一次的离别》孵化的大象伙伴影业,希望发现更多“王丽娜”,为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导演打造标准化的创作扶持体系。大象伙伴影业也是这次IM两岸青年影展的协办方,吴飞跃表示如果在影展上发现有潜力的短片,会像孵化《第一次的离别》那样帮助其制作成长片,同时也会寻找有潜力的新人,在未来的3-5年内寻求合作的机会。

在他看来,帮助包括学生群体在内的青年创作者打通产业链,提供制作、宣发等一系列服务是激活新人创作力量的一种方式。大象伙伴影业旗下的大象点映通过与国内几百家影院的合作建立了一个分众放映的体系,可以用来支持新人导演各类作品的发行放映。放映以外的环节,吴飞跃表示,“正在跟产业链上的其他公司合作”。

关注新人导演的工厂大门影业创始人黄旭峰表示,未来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优秀的华语创作新人导演,尤其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群体,“我们计划每年投拍10部短片,来筛选能获得行业认可的新人导演”。

针对新人导演的资源困境,工厂大门想打造一家平台型的公司,“我们想从资本到制作、到开发、到商务、到品牌、到经纪,到未来的宣发都为导演人才打造一体化的平台。”而这样的模式,让工厂大门被刁亦男导演称之为“电影界的盒马鲜生”。

事实上,市场普遍缺少优秀的创作者,许多影视公司都在积极开拓学生资源,以补充创作血液。毕竟,他们作为比青年影人更年轻的创作力量,或许更有机会诞生出下一个“文牧野”。

无论是华谊、万达电影、还是阿里影业、腾讯影业,很早之前就有关于青年影人的培养计划。而不久之前,腾讯影业、新丽传媒、阅文影视更是联合公布了“青年导演培养计划”。

计划将利用三家公司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优势为青年导演提供从孵化、投资,到制作、宣发的全生命周期的扶持。据了解,首批计划的遴选范围将锁定在国内外一流的影视类高校中,该计划的项目运营与统筹经理于洋表示“影视类高校是(行业新人)后备力量最集中的区域之一,能最大限度实现信息触达和覆盖”。

不过,各个扶持计划也暴露了学生影人初入市场时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位专注新人导演扶持的制片人告诉毒眸,在跟学生打交道的过程中,她发现学生群体更容易陷进“自我表达”,忽略商业性需求,但这种“自我表达”又十分同质化。因为其公司偏好商业向的内容,她希望找到兼具“个人表达”和类型叙述能力的创作者。

文艺片或者“作者向”仍是目前学生创作的主流,毒眸了解到,十个学生里大概会有九个学生都会选择拍文艺片,只有一个会选择拍类型片。不只是学生群体,到底是要 “类型化”的方向,还是“作者化的个人表达”是新人导演们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毒眸《那些“有问题”的年轻导演们》中,FIRST影展电影事务部总监段炼曾提到“以我们收到的七百多个电影项目为样本可以发现,很多创作者没有想清楚的问题是,究竟是往类型化的方向去,还是坚持作者化的个人表达。”

对此,《老炮儿》编剧董润年认为,创作者想跟随市场的喜好无可厚非,“但这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的创作不够‘纯粹’,选择强类型的商业化还是坚持个人强烈的自我表达,这之间如何选择、选择之后如何处理,对年轻创作者来说是很大的考验。”

制片人朱文玖则认为,年轻导演基于个人经历创作的作品不应该陷入自我表达的漩涡,“有一些特别想做的、但是作为新人的处女作并不合适完成的题材,可以放一放、等一等,先多拍一些‘现实’一点的题材积累经验,会更有助于他们日后完成自己最想完成的作品。”

映美传媒一直希望能“持续先于市场发现人才”。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内容创意副总裁张余告诉毒眸,在跟刚毕业的新人导演接触时,他发现新人经常 “有阅片量但没有拍片量”。在他看来,相比较于对电影理论的理解,新人缺的是行业直觉和动手能力,而这些要靠持续不断的训练来积累。

同时,张余希望大学生们能“稍微关心一下自己兴趣之外的选项,不仅仅以自我乐趣为创作动力,还要找到能持续输出的工作方式”,因为“单凭喜爱可以创作,但影视行业需要的是源源不断的大量创作”。

映美也推出了扶持新人新作的“映”计划,也和国内各大电影节,例如FIRST青年电影展、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金鸡百花电影节、华语青年电影周等的产业单元、创投单元建立了合作,会给新人提供不限于资金的支持。

然而,面对市场上各类“新人导演扶持计划”,不少学生却没有合作的打算。

据毒眸了解,目前影视公司普遍选择跟学生签订“框架协议”,即以项目为导向,项目开发前期不会提供扶持,项目开发之后则拥有优先投资权。有学生表示,这种合作方式“签不签约并没有区别”。还有学生担心跟市场上的公司合作之后,会被要求制作电影之外的内容,比如短视频,这些内容做多了,“人会陷进去,影响做电影的思路”。

在这样的市场错配下,不少学生毕业之后会选择以独立影人的方式从事创作,有好的想法或者项目再去找投资,而这也意味着“没有具体期限的等待”。

在等待过程中,拍短片便成了他们练手、谋生,尤其是“被看到”的主要方式。

青年导演张大磊曾跟朋友合开了一个婚庆公司,专门拍婚庆短片。2016年,他的处女长片《八月》获得了第53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谈到拍短片的经历,张大磊表示,“对于一个年轻导演,年轻的电影工作者,最重要的事情是去拍”。

的IM两岸青年影展将视角聚焦在大学生创作群体,并且在首次举办的情况下,收到了1195部学生作品。影展期间,评委会主席王小帅向毒眸表示“(现在的)市场足够大,年轻的电影人要先找到自己的方向,慢慢地各种资源就会向他靠拢。”创作确实急不得,而如何让有才华的学生影人得到应有的扶持,更快被市场看到,也是行业应该思考和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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