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 电影拷贝变“废”为宝

　　整齐铺在文献中心一间大厅地毯上的胶片拷贝，仿佛一块试验田里的种苗。当年，它们差点进了废品收购站。

　　“修复老影片并创造意义”，这句座右铭凝结了井迎瑞几十年来的心血。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毕业回到台湾后，他长期奔走于两岸搜寻散落民间的电影实物资料，并一手创办了台南艺术大学音像纪录与影像维护研究所，带领研究生投身胶片电影的整理修复工作。

　　即便经验丰富，一次性收藏、转运、保管这么多拷贝，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几经周折，500余部拷贝滞留广州3年时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家”。无奈之下，井迎瑞只能拜托厦门的台商朋友找地方。

　　此前，井迎瑞曾多次受邀到厦大讲课，结识了厦大人文学院李晓红副院长、张艾弓教授。拷贝运抵厦门后，经过李晓红等人的牵线，时任厦大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及厦大校领导不仅承诺安排场地保管这批拷贝，还鼓励井迎瑞帮助学校创办特色化的影视学教育。

　　在人文学院推动下，井迎瑞将500多部拷贝如数捐出，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图书馆则辟出5000多平方米的一整层空间进行保管，并于2014年设立国内首座兼具展陈、保护、修复等多重功能的音像文献中心和电影博物馆。经过几年的建设，这里已经成为一座拥有近万部电影拷贝，上百台放映机、整流器、示波器、配电箱，以及一整条胶片洗印生产线的博物馆，兼具电影文献资料陈列、保护、

　　修复以及展示、研究、教学等多重功能。

　　生根 胶片时代的“诺亚方舟”

　　对井迎瑞、李晓红等人来说，搜集藏品的过程也是一次次对中国电影的审视。数字技术兴起后，胶片时代的大批电影设备、拷贝迅速丧失市场价值。“我们收藏的洗印生产线，是某电影发行公司2006年购入的。刚买回来，技术革命就席卷了全行业，生产线还没使用就废弃了。”李晓红说。

　　在香港，胶片电影遗存的保护修复同样面临困境。“每部电影拷贝由专人修复并数字化，最少需要两三个月”，李晓红介绍说，这让大量承担此项工作的美亚娱乐资讯有限公司难堪重负。经过协商接洽，美亚娱乐与厦大一拍即合，在2016年4月向文献中心捐出生产制作和拥有版权的200多部电影胶片母盘与拷贝，以及一批电影胶片处理设备。

　　打动美亚娱乐的，是井迎瑞一整套成熟的典藏、修复经验和技术，以及广阔拓展空间。来到文献中心后，他并未满足于电影资料的保管，而是作为厦大一名访问教授，手把手带领戏剧与影视学研究生从事修复工作，还把台南艺术大学的研究生带来交流经验，“想把这里建成两岸电影音像文献保护修复的‘现址博物馆’”。

　　开枝 影像记忆促两岸融合

　　在文献中心开阔的大厅中，除了琳琅满目的各色设备和拷贝，还张贴着几张大幅海报，

　　上面“新富春山居图，何时合璧展出”的醒目口号，点明了井迎瑞心中“更大的意义”。

　　“在影像资料之上，我们追求一种与历史相处的方法。我希望通过影像的再生和重现，推动以历史、文化为核心的两岸融合。”井迎瑞说。

　　“早年的电影制成母盘后，一般只洗印五到六部拷贝，由跑片员带到各地放映。”李晓红说，拷贝一旦损毁或遗失，就意味着一部影片的消逝。“如果影像重见天日，电影史可能会被重新认识，这就是电影‘考古’的价值。”

　　据介绍，《薛平贵与王宝钏》是电影史公认的首部35毫米胶片规格的闽南语电影，但这部老电影此前一直找不到可供复制的拷贝。2013年，该片的一份完整拷贝在台湾苗栗一座垃圾场“出土”，但已面目全非。井迎瑞带领团队科研攻关，耗时3年终于完成修复工作。

　　而今，类似的大规模考古修复工作，正在台南和厦门两地齐头并进。“胶片里包含着一个时代的影像记忆。”井迎瑞表示，通过共同保护、修复电影胶片，两岸学子可以更加了解彼此，倘若这批资料能够“合璧”展出、放映，“对电影史而言，意义不亚于当年《富春山居图》的圆合展出，两岸社会可以通过电影走进对方的过去，启迪共同的未来”。

　　而今，金鸡百花电影节的落户，为厦门电影产业和文化事业带来全新的契机和更广阔的平台，文献中心团队已着手谋划电影文献资料保护学术论坛、两岸老电影展映等一系列预热和配套活动，并获得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大力支持。

　　“文献中心将进一步向公众开放，厦大也正在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和文献中心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电影学院的创建。”李晓红介绍说。(记者 周思明 吴在平/文 施辰静/图)

      题图：井迎瑞（右）指导博士生进行老胶片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