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售罄！”
2009年国庆假期，当大批广州市民希望利用闲暇时间去电影院看看电影时，却发现还不到傍晚时间，不少电影院就贴出告示，宣告当天的电影票已售罄。这一年国庆档，广州全市累计票房创下了4456万的历史新高，《羊城晚报》在描述这些盛况时兴奋地表示：“‘十·一’长假彻底变为‘电影黄金周’。”
在十年前的电影市场，很难想象能有这样的票房狂欢。而当年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片，《建国大业》和《风声》则是这场狂欢的“主力”，在映前饱受质疑的情况下，两部影片收割了很多地区国庆档内近8成的票房。最终，二者分别累计收获了4.16亿与2.24亿的票房，《建国大业》更是刷新了当时的国产片票房纪录。
《建国大业》和《风声》，明星云集
虽然这些成绩背后，离不开数十位明星大腕的票房号召力与相关政策上的支持，但两部主旋律影片同时掀起观影热，还是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毕竟在大众的观念里，“主旋律电影”常意味着爱国、歌颂革命和人民的历史或现实题材电影，很多时候会和《地道战》《南征北战》等举全国之力所诞生的“政治正确”影片划上等号，更像是历史的产物，并不符合年轻观众的喜好。
但实际上，“主旋律”的概念早早就被拓宽了。上世纪80年代的相关文艺座谈会上，“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主流价值观念”等概念被多次提及，随之而来的，便是主旋律影片表达手法和美学特质的迭代，主旋律影片和市场的结合也开始成为影视行业内的重要命题。
因此面对外界的疑虑，《风声》的导演、执导过《东京审判》等多部主旋律作品的高群书，便在《风声》上映前直言，观众并没有抛弃主旋律：“你不能说主旋律不好，这个词没有错误，而是制造了大量垃圾，把主旋律这个词给糟践了。”在他看来，“《风声》就没有辱没主旋律这个词”，言下之意这部主旋律作品是市场愿意买单的——事实证明，他的评判是准确的。
之后的十年间，高群书的判断又多次得到应验。《建党伟业》《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毒眸发现，几乎每年最卖座的的华语电影中，必有一部或多部主旋律电影。到了今年国庆档期间，三部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更是又一次承包了各大银幕，分别贡献了22亿、19亿、7.7亿票房，同期（9月30-10月7日）票房占比合计达到96%。
重要的是，从票务平台提供的用户画像和社交平台的发声情况来看，年轻且富有爱国热情的观众非但没有抛弃主旋律电影，反而成了影片最重要的观影人群和“自来水”群体。时代在发展、市场在变化，但爱国的热情却让主旋律永远不缺少观众。
一
1949年-1950年间，包括著名剧作家夏衍、导演蔡楚生在内，大批战时赴港的知名电影人们纷纷选择回到内地，因特殊原因北归失败的导演岳枫则曾在给学生的一封信里提到，彼时“留港影人均归心似箭”。他们中的不少人，为此还放弃了一些香港电影公司的高薪工作。
导演蔡楚生
令他们如此之迫切的原因，正是新中国成立后，内地局势越来越稳定、发展越来越迅速的同时，文艺建设的需求逐渐被凸显了出来。北影厂、上影厂等一大批国有电影制片厂先后成立，内地电影行业对于电影人才的需求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批从香港回来的电影人们，北归后陆续都加入到了这些刚成立不久的电影厂当中，成为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电影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由此拉开序幕。
在新中国电影史上，这一时期被统称为“十七年电影”（1949年-1966年），虽然因为相关文艺政策的多次调整，这十七年间内地的电影创作有过几次大起大落，但这确实是新中国电影从零到一的开始——数据统计，在此期间全国各大制片厂总计发行电影1213部，其中故事片600多部。
受到当时大环境和文化建设需求的影响，以爱国、歌颂无产阶层为核心的主旋律影片，自然是“十七年电影”电影时代创作的主流：北影厂的《洪湖赤卫队》《烈火中永生》，上影厂的《南征北战》《鸡毛信》《铁道游击队》，八一厂的《地道战》《地雷战》……一大批主旋律色彩浓厚的优秀作品，成为了一代中国人对电影最初也是最深刻的记忆。
由于当时娱乐方式相对单一，加上时代环境特殊，刚刚从革命年代里走出的中国民众对于苦难和新时代到来有着更深切的感受，因此很多热门主旋律影片都会被反复放映并吸引观众们多次观看。根据2012年后相关媒体报道的数据显示，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战争电影《地道战》，在全国的观影人次多达十几亿，是《战狼2》的10倍以上，也是迄今为止全国观影人次最多的影片。
在物质极度匮乏、技术不成熟的条件下，这些优秀主旋律作品的诞生，颇有“举全国之力”的意味。
1951年春，献礼片《南征北战》拍摄前夕，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按演习费给上影厂报销了100万经费，并亲自为剧组讲解当年战场上的细节，粟裕等开国将领也都给主创团队讲过戏，而拍摄时调动的“群演”，则是华北军区调来的一个师，规模达到数千人。最终，这部电影和“不是我们太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等台词一起，作为经典而为数代中国人铭记了数十年。
不过这场电影创作的热潮，在1966年后却戛然而止。伴随着当时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和相关政策收紧，很多“十七年电影”期间诞生的优秀影片都被禁止公映，国内的电影创作也一度陷入停滞，连续多年没有新的国产故事片诞生。很长一段时间里，仅有“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少数电影能够公开放映，这也是《地道战》观影人次极高的原因之一。
迄今为止全国观影人次最多的影片《地道战》
这种被束缚住的状态一直延续到1979年，随着文艺思潮的再次汹涌，以及诸多文艺界人士先后被平反、各大艺术院校陆续恢复招生，新中国电影的创作又再度迎来高峰。仅1979年一年，就接连诞生了《小花》《瞧这一家子》《苦恼人的笑》等多部经典电影。
1979年庆祝建国30周年献礼片展览片单
从类型和主题上来看，这一年的很多电影还是以革命历史、爱国斗争等为主的主旋律影片，但在风格和表达方式上却有了极大的突破，不再单单只是讴歌大时代和英雄人物，而是更多去关注人性和个体。北影厂出品的电影《小花》虽然讲述的是战时故事，却将更多笔墨花在了人物的情感上，为此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章柏青评价其“大不同于以往战争题材的影片”。
以《小花》为代表的这一批新主旋律影片问世，将中国观众被压抑许久的观影欲充分释放了出来。
新主旋律影片《小花》
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全国累计观影人次达到了293亿人次，而到了2018年这一数字仅为17亿。与此同时，唐国强等新生代的演员开始走入大众视野（点此阅读：“小鲜肉”转型，一个持续四十年的难题），慢慢带动了中国观众审美取向和娱乐需求的转变，为日后中国电影产业的巨变埋下了伏笔。
也正是在同一时期，以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为代表的一批新青年们，开始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等艺术学府学习，日后改变中国电影美学、将中国电影带向世界的第五代导演们正式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不过当时的人们一定不会想到，这批新生代的创作者们，并不是作为他们父辈的传承者，而更多是以“颠覆者”的形象留名历史的。
二
1983年5月，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张军钊、张艺谋等四位北影的应届生，组成了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一同拍摄影片《一个和八个》。该片讲述了八路军指导员王金蒙冤入狱，但仍以民族解放事业为重，感化、教育同狱的土匪逃兵，使他们用实际行动赎罪并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
从故事梗概上来看，这是一部很“很红很正”的电影，但其实该片很罕见地将视角对准了革命年代的边缘人群和反面人物，不再是过往主旋律作品中的英雄视角。为此，影片还在当时被扣上了“精神污染”的帽子，在各大文艺会议上被批判，直到后来修改了107处才得以发行。
《一个和八个》虽然历经坎坷，但这部被视作“第五代开山之作”的作品问世，还是预示了新中国电影创作思潮的转向。在评价第五代的创作者时，1985年的《当代电影》曾将其“接受当时流行的西方哲学、美学思潮，形成新的价值观、美学观”，称之为“反规范的精神品格”、“如寒冬后嫩草，新鲜独特”。
随着第五代们逐渐成长，并开始扬名国际，他们创作上的独特性和反叛性就越发凸显出来。很多人的作品早已不是“十七年电影”时代那般，人物脸谱化、故事模式化，而是具备了很多批判色彩、实验性质，视角、表达方式与美学气质也是百花齐放。
尽管在1987年的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时任电影局局长石方禹提出了“弘扬主旋律，倡导多样化”的口号，进而使其在日后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指导各大制片厂创作的核心方针，但是由于核心创作者们理念上的转变，这一方针并未给主旋律电影带来又一次高潮。特别是在第五代导演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主力后，诸如《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这种风格的主旋律作品，显然不再是创作界的“主旋律”了。
而即便没有第五代们在创作上的突破，新一代观众们的口味也早已不同于当年。
改革开放开始后，国内对外文化交流也越发密切，而电影自然成了文化交流中的排头兵。在此之前，鲜有非苏联等国家和地区的进口片能在内地上映，但从80年代开始，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与地区的商业电影先后开始攻占内地市场，极大程度上冲击并改变了观众的审美和娱乐需求。相较之下，在物质生活越发丰富的时代，传统主旋律作品希望传达的主题，似乎越发难引起共鸣。
80年代内地最火的电影，当属1982年上映的合拍片《少林寺》，该片在票价仅有1毛钱的年代就卖出了1.6亿元的票房，保守估计光内地观影人次超过了10亿。影片主演李连杰走红后，又接连主演、执导了《中华英雄》《黄飞鸿之壮志凌云》等影片，虽然这些影片也都带有爱国、反帝国主义等主题，但显然刺激的打斗和商业化元素，才是其最吸引当时观众的点。
《少林寺》
到了90年代，分账大片进入内地，观众们的偏好也进一步向商业片倾斜，“娱乐性”已经成为很多人选择观影的最重要标准。因此不仅是主旋律电影，很多传统的国产故事片都很难再吸引观众买单了。到了90年代中期，常常内地年度票房榜前十的电影里只有一两部内地电影。
在计划经济时代开始落幕的情况下，这种变化无疑会让国有制片厂的经营压力大幅凸显。90年代初期，各大厂仍在生产各类主旋律电影，但受到营收压力影响，没法再像《南征北战》时那样不计成本地拍片。因此除少数重点献礼片外，当时很多主旋律电影的质量都中规中矩，难以受到广泛关注。
1993年，北影厂总计出品、发行了超过20部电影，包括《井冈山》等红色影片，但不少电影的市场反馈并不算好。面对困境，老厂长韩三平于1994年喊出了一句“向市场要钱”后，便率领北影厂开始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并于1999年和其他7家片厂、公司合并成了中影集团。
韩三平不是唯一意识到市场化重要性的人，同样是在90年代末期，上影厂等曾提出过“新主流电影”相关的概念，认为要打造一批既能表现主流价值观，又能有市场回报的电影。到了1999-2000年，在中影、上影等厂出品的《冲天飞豹》《黄河绝恋》《横空出世》《我的1919》等一大批献礼片中，明显可以看到不少商业化元素。
但相比于来势汹汹的视效大片和与当代生活更贴近的商业片，在革命年代越来越远、相关记忆和感受逐渐淡化的情况下，即使是“新主流电影”也很难再打动越来越年轻的观众们，不少电影在当时仍然是被贴上了“过度说教”的标签，没能取得足够理想的票房。
2002年中国电影商业大片的时代正式到来、民营资本大举进入电影行业后，国有影企的垄断地位就彻底丧失了。而当时民营公司所青睐的，自然是像《英雄》《天下无贼》这样具备足够商业价值的电影，因此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头部大片和每年票房榜前列的名单上，都很难再看到主旋律电影的身影。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主旋律过时”的论调变得越来越多。
冯小刚的《集结号》是那些年间为数不多大卖的国产战争片，在2007年时票房达到了2.5亿，位列国产片第一。出品方华谊兄弟的CEO王中磊表示，拍这部片子的目的是因为“战争片被遗忘”了。不过这部影片从视角到主题，都很难被归结到主旋律上，相反可以说是对传统战争片的一次“反叛”，罕见的出现士兵在战场上怕死、质疑上级的情况。
《新闻晚报》在评价该片时用到的一句话，精准地概括这部影片的意义：“中国的战争片电影终于摆脱了直白的英雄主义、简单的红与白的二元对立……（士兵们）不再是战争大片的团体操成员。”《集结号》的大卖，或许正式宣告了某一类主旋律影片的谢幕。
三
没想到，两年后为主旋律影片打开新局面的，居然是曾积极变革的韩三平和民企的代表华谊兄弟。
《建国大业》是中影出品、韩三平担当制片人的一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影片，邀请到了唐国强、张国立在内的数十位当红明星出演，被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评价为继承了主旋律电影传统叙述模式的同时，还“借鉴了好莱坞类型片的一些经验”，满足了观众的消费需求；《风声》则是华谊兄弟主推的献礼片，周迅、李冰冰、张涵予、黄晓明等主演都是华谊的艺人，有不少明星当时还持有着华谊的股份。
实际上，两部影片问世后都曾遭受过一些争议。前者被一些人批评过于娱乐化，而后者则被质疑并不能算是主旋律电影。但高群书对此倒不以为意，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旋律就是表达主流价值观：“不是说光政府倡导，而是政府民众共同认同的一个价值。”
高群书的标准以及两部影片的成功，其实也表现了市场和行业对于主旋律态度的一种转变。其实早在《风声》的某场看片会结束后，就有某院线公司的老总向王中磊表示：“《建国大业》是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推广，《风声》是商业电影的主旋律化；国有公司和民营公司，最终殊途同归。”时代在变，主旋律作品必须调整切入口；但也有些东西是不变的，中国的从业者们得学会去如何表达主流价值观。
华谊兄弟是最先找到窍门的民营公司。在《集结号》和《风声》开了两次“反传统”的先河后，华谊又联手冯小刚在2010年打造了《唐山大地震》，卖到了6.73亿，再次刷新了国产片票房纪录；2011年《新少林寺》则直接将时代背景挪到了近代，讲的就是军阀混战年代英雄豪杰救国救民的故事……翻开华谊兄弟的片单，其中有很多影片都试图在用商业类型片的方式来传递主流价值观。
但如果说华谊是在用拍各种类型片的方式来表达主旋律的话，那另一家民企博纳，则是总结出了一套“主旋律方法论”，并用其将主旋律电影发展成了自己的招牌。
2014年，博纳出品的《智取威虎山》上映。该故事最早是以样板戏的形式为广大中国观众所熟知，因此虽然博纳对故事进行了较大改动，还邀请到林更新这样的年轻演员，但仍担心受刻板印象影响，年轻观众不买单，所以在发行时刻意避开了主旋律元素。但结果影片成绩大大出人意料，在当年的贺岁档上映后击败了同档期的《一步之遥》，最终总票房8.8亿，排名当年国产片第三。
《智取威虎山》
“过往的主旋律都是概念先行，但是忽略了戏剧性。”在接受毒眸专访时，博纳董事长于冬表示（点此阅读：博纳不退潮 | 专访于冬），从那以后博纳就开始有意识地用“新方式”做主旋律了。具体到方法论上，一是要有思想价值上的突破，不再单纯贴标签，在语境上更接近年轻人；二是要有美学价值上的突破，在技术层面则要更贴近商业片。于冬认为，“如果还拿20年前的拍摄手法来拍电影，观众自然是不能接受的”。
基于这套方法论，博纳又主投主控了《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大卖的主旋律商业大片。其中《湄公河行动》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于国庆档逆袭《爵迹》，拿下了11.7亿票房；而《红海行动》则更是在春节档后程发力，以36.2亿的成绩问鼎2018年。
《红海行动》以36.2亿的成绩问鼎2018年
此外，因为《智取威虎山》的成功，于冬意识到年轻观众们并没那么排斥主旋律，于是便在此后的作品里主动放大这些宣传点。而到了今年，博纳则打造了 “中国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战时刻》和《中国机长》），并成为了《我和我的祖国》的第二出品方，是主旋律舞台上最活跃的玩家。
不仅是民营公司在主旋律影片这条道路上走得越来越“激进”，就连国企也放下了更多的包袱。在中影“建国三部曲”的第二部《建党伟业》中，片方用了更多年轻的当红演员，戏剧冲突也被放大；第三部《建军大业》里，不仅用上了一大批小鲜肉，还像博纳拍主旋律时一样，请来了香港导演（刘伟强）操刀，为此还引来包括叶挺后人在内的一批先烈后代的争议。
然而最商业的《建军大业》，成绩并不理想，在2017年暑假上映后仅取得了4亿票房，和阵容、投资显然不能匹配。但《建军大业》的失利不意味着主旋律的失败，因为那年它输给的对手，是《战狼2》。吴京高举着五星红旗的画面和全民观影带来的57亿票房，成为了新一代观众对于主旋律最真切的记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高喊“我爱国无罪”的吴京便取代很多老一代演员，成为了当下主旋律片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战狼2》的成功，让人们再次看到了主旋律电影的强大号召力，而后几年大爆的主旋律电影，无论是《红海行动》还是当下的《中国机长》，都是在近好莱坞式大片的外壳下，包含着主流的价值观念。这无疑是当下观众审美和娱乐需求变化，对文艺创作的一次“反推”。
这些影片更加“亲民”的表达方式，在票房上自然也更得民意：2009年-2018年里，有5年的国产片票房冠军都是主旋律影片，而包括今年在内，其他年份里也都有不少爆款主旋律问世，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花》等主旋律影片大热后，主旋律又一次回到了舞台的中央。
四
改变的不仅仅是主旋律电影的表达方式，贴合年轻观众以及年轻观众需求的变化，才是主旋律重新成为“主旋律”的核心原因。
不难发现，早年间的主旋律影片，宣扬的都是革命先烈们如何牺牲、中国军民怎样抗争、集体主义至高无上等理念，但现如今的主旋律影片落脚点却都在转换：《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表现的是国家强大后对于公民的保护，《战狼2》罕见地展现了个人英雄主义。
《战狼2》展现了个人英雄主义
而在今年国庆档，视角的切换又有了新变化。在《我和我的祖国》中，七个片段分别对准了设计师、工程师、出租司机、钟表匠、警察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或是无名英雄；《中国机长》更像是对于一批平民英雄的礼赞；而受到一些争议的《攀登者》，则是放大了爱情元素。
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影片，这三部主旋律电影在票房和社会影响力上的成功，对于今后相关类型影片的创作无疑是一次重要激励。可以预见的是，短时间内相似主题、视角的主旋律电影很可能会越来越多。
这种趋势，也正好满足了当今观众的诉求。在《地道战》《南征北战》的年代里，民族危急存亡、革命的艰苦不易，是每个普通中国人感触颇深和希望表达的情绪，时代需要的是集体奋进、拼搏的动力。而到了今天，虽然很多主旋律的表达，仍然会遭受争议，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现如今“危机感”对年轻消费者已经很难再有说服力，“幸福感”才是最大的卖点。
国际教育慈善组织VarkeyFoundation发布的一组调查显示，以95后为代表的中国年轻人，在国家认可度、评价方面，相关数据都要高于很多发达国家。因此虽然刻板印象普遍相信，90后、00后是生长在日本动漫和好莱坞大片里的两代人，但在民族认同感和爱国热情上，这批年轻受众却丝毫没有降低。
B站董事长陈睿在此前的一次演讲中也提到，据B站后台数据监测，很多90后、00后其实表现出了很高的爱国热情。他对此的解释是：“他们从小的生活很富足，他们的教育各方面都很好，他们是真的觉得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国度，他们是发自内心地爱着我们的国家。”
影片背后用户画像的变化，则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当年《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上映时，19岁以下用户占比仅有不到4%，20-24岁观众占比也都在30%以下；而到了《战狼2》时，19岁以下用户已经突破了4.1%，20-24岁观众占比也都到了30.4%；当下热映的《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均有超过12%和32%的观众是19岁与20-24岁观众，在众多主旋律电影里是占比最高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和我的祖国》在宣传初期，热度一直不算太高，淘票票“想看”人数增速始终较慢。“想看”人数第一次猛增出现在8月22日（增长了3.58万），这天片方发布了《回归》的预告片，而彼时正值香港骚乱的发酵期——平台数据显示，“想看”用户中有半数左右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
当一场场《我和我的祖国》放映结束，现场的95后、00后们也加入到高歌主题曲的队伍中时，那些关于主旋律影片的质疑便纷纷不攻自破。“Z世代”的观影热情，越来越多地在这些主旋律电影上释放，使这一大类的影片成为了市场上最稳定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