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影片四个大奖,我们找到了这位“幕后操作者”

总会有一些高曝光度的作品获得青睐,但是就像冰山一样,冒出的永远只是一角。

认识王磊是在他发起的“林象词语放映”上,当时观看了李睿珺导演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映后由王磊主持。从事独立放映工作多年的王磊,对电影有着原初的热爱,从他的话语间你能感受到他对于电影的激情。随着交流的深入,我逐渐的接触到了王磊的另一面,他是一位职业的电影制片人,曾参与万玛才旦导演的《塔洛》、《气球》,以及《清水里的刀子》《艺术死了》《回南天》等佳作。本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他负责制片的三部影片均有丰厚收获,分别是最佳剧情长片、最佳导演荣誉的电影《最后的告别》,“一种立场”荣誉的电影《一个人的葬礼》,超短片单元评审团大奖《让我们相爱吧》。


《最后的告别》导演张中臣荣获最佳剧情片

他合作的导演有万玛才旦、高鸣、周圣崴、张中臣、超凡、张苹、久美成列、达杰丁增、李冉、萧潇、尚骥、牛牛等,都是非常有才华的电影作者。本次获奖作品青年导演张中臣作品《最后的告别》,以诗意的影像揭开了潜藏在时间里的三代人命运的脉络,影像结构简单却又复杂、极致、有力,形成立体的包裹,独具创新意识,已位列我个人年度十佳。

对于此类作品,制片人王磊有丰富的运作经验。我们聊了关于电影制片,王磊说了许多。

“我用我职业的方式去爱护观众”

Q:有人说文艺片是孤独的创作,它的制作和发行都是孤独的。

A:我不是特别同意,其实文艺片的创作没有观众想象的那么复杂,反而我认为商业电影是最难的。看起来只要有钱就没有难解决的事情,但其实商业片需要的筹备时间更久,制片流程更长。商业片需要搭建的系统比文艺片更为复杂,庞大商业机器内部,每一个零件的运转都比文艺片要更为精密才可。

我不太喜欢用“文艺片”这个词,之所以大家认为文艺片的创作是孤独的,是因为我们把文艺片的位置想得太高。它既不是那么高大,也不那么虚弱,它有它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策略。通常情况下,我们只看到那些票房很高或者是获奖的电影,其他的我们看不到,因为人们总是有一个习惯,只看到那些获奖的和高票房的,排在后面的选手,大家看不到也不会讨论。就如我们看不到金牌后面的银牌、铜牌选手一样,你想啊,能进奥运会前十的,都是世界级一顶一的高手啊。

Q:总会有一些高曝光度的作品获得青睐,但是就像冰山一样,冒出的永远只是一角。

A:你说的孤独,我认为不是在资源上,而在于创作者如何挑战自己的表达系统,创作者要时刻警醒自己,挑战自己。创作过程中的那份孤独,是来自于创作者的内心,创作者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这个反而是难的。

Q:到现在为止你做的片大部分都是有自己独立表达的或者是探索影像边界的作品,这是你的选择吗?

A:做电影这个行业是我的选择,具体做什么样的片子,那就看缘分了。我没有限定我只做哪些。你去看周圣崴导演的《艺术死了》,你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商业片,因为它非常搞笑、讽刺,能够引起观众共鸣,而且讽刺得比较高级。

我接下来还有商业片的项目,制片是我的工作,银幕是我的货架,我得在货架上摆放东西。就像是我做放映一样,这不仅仅是一个爱好,他更是职业,有我对自己的职业要求。


周圣崴作品《艺术死了》

Q:你在成为制片人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影迷,而且有很多年做放映的经验。

A:我最早是做独立放映开始的,后来做纪录片,然后才开始做职业的制片人。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合格”的影迷,影迷这个词在我身上也许不是那么合适。我没有那么爱看电影,有些电影也并不值得看吧,更没有像很多骨灰级的影迷那样,豆瓣标记上万部已看,不过。我看得也不算少,怎么说,我都不觉得自己是合格的影迷吧。我会依照我的喜好系统去看。大师的作品,我还是熟悉的,一些冷门的电影我也有涉猎。甚至在独立电影和纪录片等领域,我熟悉的可能比一般影迷要多。

Q:比较喜欢哪个路数。

A:我没有特别喜欢哪个路数,我是制片人,我感觉自己的接受度相对比较开放。如果我是个创作者,我会做我特别偏爱的东西,但我的职业是制片,美学探索方向或者技术探索方向,我都会接受,只是说你能不能做好。

我有一些纪录片还没有做完,有一些是偏社会现实的,有一些是偏自我表达的,像周圣崴导演这种很飞的创作,我也参与。但我和每一个作者的碰撞方式都不一样吧,人都是不一样的,性格也不一样,碰撞自然就不一样。我也有我自己私下喜欢类型,我一直在琢磨,如果让我来当导演,我肯定只想做我要去表达的东西,不会刻意讨好观众吧。也许,创作者要做的首先是要和自己对话,每个电影作品的第一个观者、读者肯定是创作者自己,所谓的“为了观众”的说法,很多时候都是冠冕堂皇之词。如果创作者对自己的作品都不认可,你有啥勇气去糊弄观众呢?当然针对这个问题,行业内说法不统一,但是我觉得不管导演怎么去面对观众,他唯一的骗不了的人是自己。

Q:艺术创作就是个人的。

A:我是这么看的,一切献给任何人的作品都是虚假的,他都是在用别人的名义献给自己。

Q:在《最后的告别》观众场发生的那件事,后来观众对你说的话有一些质疑。

A:我在现场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请你出去”这句话,那是场下别的观众说的,也没有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当时我只是一个陈述句;“你不应该来这个电影节。”也许这个电影真的不适合啊,或者电影节的一些电影不适合啊。观众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也可以有自己的审美。我当然在乎观众,有时候,我更愿意用观者来称呼,就如读者一样。我的在乎具体体现在,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的电影,如果你不喜欢,我们可以做导读啊。观众和创作者之间天然就不是对抗的,问题在于大家是否愿意跟着创作者去解读,创作者是否倾听观众的理解和疑惑呢,这是交互。但是我们的困难在哪里呢?我们只是单向的输出,这就有问题。

Q:我觉得其实就像看书一样,爱看就看,不爱看就不看。从我的角度,我看电影也是如此。

A:我觉得这是“语言暴力”,后面来我也有反省我当时情绪上说出来的一些话,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应该收回。后来那位朋友走了之后,我在现场有解释和道歉,我很在乎观众的感受和我们放映传递出来的感受是否一致,至少不会差太远吧,如果不是,那是我们放映失职。这次在电影节,每一次的放映前,我和同事们,尤其是导演,会亲自监督调试工作,我们是不能允许放映出现差错,如有差错,就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而在放映后,我们主创团队也会尽力分享,与观众一起互动,期待交流的有效和深入。我希望用我的职业的方式和去爱护我的观众,只要你进了我的场,我就要照顾好你。


制片人王磊

Q:我觉得所谓商业片和文艺片,都是伪概念。其实电影的本质上没有商业或者非商业,只有好或者不好的区别。商业片好看不好看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但对艺术片我有时候会更谨慎的做出判断,会考虑导演未来是不是有一定潜质。

A: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美学。你连美学的能力都没有,一定是拍不好的,对电影美学的掌控能力,是唯一的标准吧。

我这个人讲眼缘。我一般会从两个方向去判断,一个是靠理性判断,一个是靠直觉判断。我选合作者,更多是合作者选我吧。我的直觉判断要优先于理性判断吧。

我们会聊天,去看我们爱的东西是否一致的,我们对美学的追求和理解是否一致。我其实也经常会拒绝一些找我的合作者,因为我觉得我做不了。我是那种靠别人的创作能量驱使我工作的人,如果他的创作能量调动不起我,我就很害怕,拒绝是避免不了的。

但是也有硬性条件,导演必须具备原创的能力,剧本必须是导演自己完成的,第二他有影像的直觉,他对视觉的敏锐度很高,《回南天》的导演高鸣就是视觉出身,然后自己写剧本,我们就这么合作起来了。第三要有一种真诚的自信,而不是虚假的自负吧,我也这么要求自己。

Q:我们经常发现有很多人他的才华配不上他的嘴巴。

A:对,这种人我是没办法合作的。我就觉得创作的真诚踏实和艺术的直觉,其实是很明心见性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但至少面对创作本身的时候,共识是有的。那种东西就是很容易被识别,自负说,他们也会认可,会看到我这一点吧,哈哈哈,玩笑了,但是我要一定看得到他们的闪亮点。

三部影片四个荣誉

Q:你这次在FIRST入围了三部片子,都有获得荣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三部片的参与过程么?

A:张中臣导演的《最后的告别》和超凡导演的《一个人的葬礼》我都是后期介入的,中臣他们拍完片之后需要一个相对来讲有一定经验的合作者吧。我觉得我有把握跟导演一起合作,把作品做好,看完素材样片后。

《一个人的葬礼》也是我在看完素材之后,觉得心里有底,我觉得我应该清楚导演想要表达的东西。孟子那句话是我找出来的,我看完第一遍我就找到了这句话,我觉得这个话很重要,它把电影里面生死的核心问题强化了,有提纲契领的作用。东方的人的生死观,这是很高级的东西,看起来它是一个小视角的东西,但是包含的内容很多,不是只是局限于我们的所谓的古代文化元素,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孟子对于生死的价值观是开阔的,这个价值观依然还流淌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抛开那些民俗的东西,只聚焦于葬礼本身,它反映的其实我们的对待生命真诚的态度。中国人的礼仪是入土为安,但是电影里这个没做到,矛盾没有解决,因此反而电影的核心被传递了出来。


《一个人的葬礼》剧照

Q:《最后的告别》也是最后并没有入土为安,这似乎构成了某种生死观上的遥相呼应。

A:当然不能这么去比较,我觉得《最后的告别》它有一种命运感。当时为了在平遥WIP单元推介,我写了一段制片人阐述,我说这是“中原版的百年孤独”。《最后的告别》中,你可以看到三代人面对同样命运的无力与挣扎,他们有那种咒语般的命运遗传。但是聋哑人方圆在觉醒,他在反抗他父亲和他爷爷留给他的命运遗传。我看完之后,我觉得一个年轻导演能操作这么大一个命题,简直太棒了。


《最后的告别》剧照

Q:影像的完成度和声音设计的熟练度都非常高,特别是声音设计,有一种包裹在其中的沉浸感。

A:声音设计是娄坤,《回南天》的声音也是他做的。

Q:你们互动过程是怎么样的?

A:我们之间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吧,我尽量的去理解中臣想要的东西,协助他去完成他想要的东西。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反复的讨论,但我们的讨论是在创作上的推进,反复的打磨。其实工作时间还挺长的,我们都算有创作的耐心吧,尤其是导演。创作上一点点瑕疵,都会在大银幕上体现,所以导演在后期过程中,尽量的把这种杂质减少。

人的感官世界不只有眼睛,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不依赖单一感官的东西叫通感。我是特别迷恋通感的东西,中臣和其他的几个导演的通感都特别强,一个导演有这样的能力,我觉得是创作的基础。我们要调度我们所有的感官系统去感知,你的创作输出都来源于你的感知,失去了感知,便没有好的作品。天才并不特殊,无非就是他的感官系统没有被蒙蔽。

Q: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前两天我说很多人看到青年导演拍出来就是“什么玩意儿”,阿彼察邦拍出来就是“我不懂但是大受震撼”。

A:但是有一点是对的,真正的批评是非常重要的,批评不是“语言暴力”,而要有电影的视觉的美学的系统去看待电影,即使是偏见,都好过于暴力的谩骂。


张艾嘉为《最后的告别》颁奖

优秀的影评人是可以做到的,我认为观众也是能做到的,所以对观众我们不能只单一的谈观看的“爽”感需求。每一类观众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也不是单一的。艺术作品要让观众看懂,这是最低的需求吧。但也许还要有更高的需求。

协调资本与创作

Q:你是一个制片人,你的职业要求要去从更多的角度,比如说是像预算控制、市场,然后这些角度,然后去看一些东西,这两者之间会有冲突吗?

A:我们人人观察世界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叫参照,第二种叫比喻。一滴水,我放在杯子里面是水,放在壶里面是茶,在河里面是河流,在眼睛里面是眼泪。一个电影在不同的系统中,是不是会发生变化?会的。

第二个叫比喻。我们在认知事物的时候,总是拿熟悉的东西去认知陌生的,尽量把陌生化为已知。这是一个基本的阅读能力,这就是我们阅读的基本起点。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我们还是很虚弱,认识要不断加深。电影的制片工作是我必须对每一个环节进行精准的控制,资金筹集、投资规模、发行渠道,都要精准的控制,当然在我们国家还有影片审查,制片的工作是要进行进准的判断,所以时机和判断有时候重于让创作者单方面妥协。

任何时候拍电影都是有限制的吧。只是说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些限制所带来的风险,这就是制片团队的能动性,创作者的能动性。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面临困难,但是我们要解决,这叫风险管理吧。所以你刚刚说到这个点,回到这几部电影里面,无时无处不是捉襟见肘的状态,但我觉得捉襟见肘的状态,只是外在的限制,首先导演要有拍完、做好的决心。有了这个决心之后,导演自己会作出抉择。但同时也要给导演一些包容和空间,如果他坚持,那么我们就充分让导演尝试。

在和导演合作的时候,我会把我的思考分享给导演。导演们其实非常聪明的,有时候,导演比任何人都清楚团队当前的状况。但他同时又是这个团队里最孤独的人,而创作的孤独是我作为制片人解决不了的。作为制片人,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协助减少其它因素对创作的干扰吧。非常难,多向不同的行业高手前辈学习吧

资源上的不足,让创作不好,那是必然的吧,但是制片人尽量要去找到合适的资源,弥补不足。

另外,我们总是用一种所谓的专业和工业系统去衡量剧组的工作,但毕竟这么小的组他是达不到那个要求的,你用一个更高的系统硬套在上面其结果就是不匹配,不匹配只会害死人。很多独立制作并不适用于工业系统,受到预算和制作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适用。两个系统匹配在一起就打架,这个矛盾是没有办法彻底调和的。

Q:我们经常说资本一其实是一柄双刃剑,他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对创作的控制权。

A:作为制片人就要去平衡,你要非常清晰你的作用是什么。我做制片人,我既要服务于我的投资人,也要服务于我的创作者,我不会让他们觉得这两个事情是矛盾的。作为我来说,我时时刻刻都要去学习,我是学经济管理出身的,我做过不同的工作,我还算是一个擅长沟通的人吧,有效的沟通很重要。

Q:吵架是无效的沟通,有的时候击破投资人,只需要找对了他的需求点。他无非两个需求,名或者利。

A:名和利说起来都很简单,但是对名的需求都不同,对利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其实还是跟人有关,这个行业就是人的行业,你跟他之间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所以要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了解。

我会换位思考,如果我是资方我会怎么办?我在面对这些有独立表达需求的导演的时候,我该如何处理?虽然我现在还没这个能力做投资,但是你未必你不可以去设想这件事情,换位思考大致能把这个事情想明白的。和投资人沟通,两件事最重要,第一是项目能有效做完,第二是项目可以回本、盈利。

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有职业精神,这个职业精神我的理解叫“针尖上削铁”,从针尖上削铁去卖,我要把这个钱给它挣回来。如何把我的时间成本,资金成本,我的心力投入,通过电影节、院线、视频网站等方方面面的平台去放大、扩散、收回,这也是制片人的职业能力的考核点。

优秀的人总是各方面都优秀,投资人是十分聪明的,而我尽量要显得不那么笨。

给青年导演多一些宽容与爱护

Q:在西宁,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不那么完美的作品。我们从长远的角度,应该去鼓励青年导演,应该有一些宽容。

A:对年轻导演不要要求那么高,他们的成长是需要过程的。你只要看他的潜力,闪光点,就足够了。任何瑕疵我都可以接受,任何问题也都可以接受。不要以百般挑剔的眼光去衡量青年导演,我觉得是,要看他们有没有创作的本能,以及能不能把这种本能找到适合他自己的方式释放出来。这个行业有时候,操之过急,上来就商业呀、类型呀,这是一种过载,当然我们这个行当的师徒制瓦解了,没有有把手的师父带了,那么我建议至少青年导演的前两部,做自己想做的,尽量低成本,把自己的手艺练习娴熟了,再去上更大的制作。

年轻导演的成长会超越我们的想象力的,但这个行业的就是那么势力,总盯着那些成功的人看。当年轻导演把我们翻篇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被翻篇了。

我一直在努力的跟上年轻导演的步伐,不然,他们实力甩你的时候,你都意识不到你被甩了,现实就这么残酷吧。

Q: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它体现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当你发现一个青年导演非常有潜质的时候,我们的市场立刻开始揠苗助长,给他强行弄一个大项目,是不是有一点点过于的操之过急?

A:我现在很难判断,因为你不能只看一部作品就下结论,你要看第二部、第三部,如果后面的作品连续崩盘,那就就真的是废了。

说到揠苗助长,我想起我乡下伯父教我的栽树经验。我们在栽树的时候,挖坑,坑最下面的土是硬的,这时候,放下树苗,填土,然后会往上拔一下,让松软的土和树根很好的结合,最底下的土也是软的了,这样树苗的根系就和土很好的结合了,有发育的空间。所以这个“拔”是有道理的,那就是看你是不是做对了,以及值不值得拔。作为青年导演,要经历这个行业的淬炼和洗礼,他一定会吸收很多的东西,逐渐的自我强大起来。

Q:所以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最后的告别》,因为我认为中臣的影像是鲜活的。有一些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片子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有些导演拍了很多年她的影像已经变得暮气沉沉,而张中臣是新鲜的,是有往上生发的空间的。

A:张中臣导演有一种敏锐的灵性,这些来自他对生活的经验。我非常理解,他在得最佳影片时候说的话,“如果没有了影像媒介的表达,我可能会选择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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