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国际纪录片节原创 文丨宝金
梅里雪山，位于西藏察隅县东部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境云岭乡西部，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雪山群。
其主峰卡瓦格博，海拔6740米，处于“三江并流”地区，是云南第一高峰，也是世界公认的最美雪山，被誉为“雪山之神”。
公元8世纪，卡瓦格博皈依佛教，经莲花生、历代噶玛噶举派和其他教派大师的点化推崇，成为闻名全藏区的八大神山之一。
千百年来，当地藏民严格履行着在神山脚下“不砍木头，不淘金子，不放牛羊”的神之契约。
然而，发生在1990年一次重大山难，彻底打破了神山亘古的宁静，也展开了一场登山界前所未有的争论。
1987年8月，夏，一支陌生的车队驮着大包小包来到雪山脚下。
村民不知他们是谁，来干什么。
他们捧出青棵酒，打好酥油茶，在火塘边切下大块的猪膘肉款待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
客人们离开驻地前往村庄做客，对美丽雪山和村民古老生活方式惊叹不已。
他们告诉村民，此次是来攀登梅里雪山的。
村民们不知梅里雪山在哪，更不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运动叫登山。
这支登山队，由中日两国联合组成，主体是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
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做为全日本实力最强的登山队伍，由多家本国财团资金做后盾。
论软件，登山队拥有多位各领域科学家，且三分之一的人拥有8000米以上登山经验，队长是著名气象专家井上治郎教授，副队长是中国登山家宋志义。
硬件方面，配备了业内最先进卫星云图接收仪器。
早在1987年，登山队就开始对卡瓦格博进行一系列关于地质学、动植物学及气象学方面的考察。
在他们的考察报告中，甚至细节到虫草怎么挖、酥油怎么做、山上长什么植物、藏民如何生活……
当村民们得知他们要攀登的梅里雪山，正是神山卡瓦格博时，他们受到的震惊是前所未有的。
藏民尼玛在多年前就与当地村民成立了一所“卡瓦格博文化研究社”，他是致力于保护卡瓦格博神山最活跃的人士之一。
尼玛说：“我们称神山叫阿尼卡瓦格博，意思是卡瓦格博爷爷。既然是爷爷，你怎么能爬到他的头上呢。我们生活中一切都是他的赐予，山上的牧场养肥了牛羊，我们喝的每一滴水都来自山上融化的雪水。对神山不敬，神灵就会离开我们，灾难就会降临。”
可，善良的村民不知该如何表达他们的愤怒和不满。
在一片争议声中，几经协商，中国国务院批准了此次中日联合登山计划。
1990年冬，登山队制定出攀登路线，这次，他们志在必得，一定要登顶。
在神山对面的飞来寺前，队员们举行了盛大的出发仪式，许多日本队员带着在国内寺庙求来的护身符，接受了喇嘛的祝福。
在山难发生后的第12年，有一张未待寄出的明信片出现在公众视野。
这张明信片在经历了冰川巨大力量的挤压和侵蚀后，变得有些残破，那是一位日本队员写给家人的。
上面写到：“11月10日，从神户出港，经过天津、北京再次来到云南省。我们的登山队到今天已经在德钦8天了。现在是旱季，持续了10天的晴朗。11月27日，两队合流，12月初就要开始攀登梅里了，我们预定1月初登顶，我高兴地期待着回国以后的会面。”
一切准备就绪，队员们出发了。
二号与三号营地之间，是个三公里左右的缓坡，非常开阔，天气晴朗时，在二号营地可以看见三号营地的帐篷。
四号营地建立在海拔5900米的冰壁前。
登山队将以此为基地，准备首次登顶。
1990年12月28日上午11时30分，突击队的5名队接近主峰背后的山脊，到达了6200米，这一卡瓦格博从未有过的攀登高度。
三号营地的队友在得到消息后，欢快的敲盆敲碗，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欢呼。
然而，就在这时，天气突然转坏，乌云遮没山顶，风开始刮起来了。
中方队长宋志义突然感觉东南方向好像有云层向他们压过来，气温急剧下降。
这时，队员们已到达6470米，峰顶就在眼前，垂直距离只有270米。
可，刹那间，5名突击队员被冻得浑身颤抖。
紧接着，狂风怒卷，石渣般坚硬的雪粒，狠狠抽打在人们的脸上。
突击队迫不得已拉起了简易帐蓬，以避风寒。
暴风雪掠过帐蓬，发出犹如砂纸打磨的声响。
下午4点，风雪肆虐，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
队长命令：取消行动，返回三号营地。
黑云笼罩山顶，突击队下撤已很困难。
漫天风雪中，5名队员彻底迷失方向，找不到路了。
队员们几次试图冲出黑暗，都因无法辨别方向而被迫放弃。
最后，队长只得让他们将剩余食品集中起来平均分配，做好在山顶过夜的准备。
日本队员船原尚武在日记中写到：“天气越来越坏，风也越刮越大，卡瓦格博的脸躲在一大块很厚的云层中。我们坚持不住了，准备往下撤。”
晚上10点15分，风突然停了，乌云散去，月光把雪地照得亮堂堂的。
一小时后，11点13分，突击队安全回到三号营地。
这次突击顶峰功败垂成，5名队员大难不死。
大家总结说，这次冲顶成果斐然，已观察了最后的地形，结论是：已没有克服不了的难点。
为此，登山队摆酒庆祝。
6470米，对攀登卡瓦格博峰来说，已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了。
村民们也很快得知了登山队即将登顶的消息，大家决定行动起来。
他们不再针对登山队，而是将他们的不满表达给了卡瓦格博。
尼玛至今记得，村民的愤怒已到达顶点，他们恳求阿尼卡瓦格博，是时候显示神威，“否则，我们将不再敬你！”
数以万计的喇嘛与藏民到飞来寺集结，他们向卡瓦格博祈祷，开始诅咒登山队。
信仰的力量，以及各式各样的传说令这次登山充满了宿命的意味。
鉴于28日冲顶的经验，登山队决定，将登顶日期定为1991年1月1日。
但是，从29日开始，暴雪突至，天地一片迷茫，三号营地被死死封住。
登顶日期不得不一再后延。
正常情况下，联络官张俊每隔几天就会在二号营地与大本营之间往返一次。
1991年元旦，张俊下山后不久，就被满天大雪困在了大本营。
他因此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看到二号营地的活着的人。
天气虽然阻挠了前行的脚步，但每天，各营地与大本营还保持着正常的设备联络。
1月3日晚，山上山下仍像往常一样通过对讲机聊天。
当晚10点30分，山上的队员透过对讲机抱怨：这雪究竟要下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张俊在听到营地队员说“新雪已有1.2米厚，差不多超过人”时，他还提醒大家每隔两小时，一定要把帐篷周围的雪清理一下。
1月4日，张俊醒来后，感到四周出奇的安静，已是7点半钟，居然没有听到山上对讲机的声音。
往常，山上的队员起得很早，五、六点就开始吵他们。
他打开了对讲机，对方没有声音。
三号营地的17名队员，都是经验老道的登山者，况且，17部对讲机不可能同时出问题。
开始，还以为他们在睡懒觉，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变得紧张起来，所有人都拿着一部对讲机不停地呼叫着。
这是出发以来的四十多天里，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10点钟，张俊向昆明指挥部做了报告。
17位队友在一夜之间悄无声息的和大本营失去联系，这是令人难以接受又必须接受的事实。
而这17人，包括了突击队员、登顶队员和指挥员，是整个登山指挥系统的全部。
在大本营留守的，都是后勤保障人员，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被动等待。
连日的大雪到了4号这天突然停了，天空放晴，一丝云彩都没有。
接下来的4天里，整个梅里雪山，晴空万里。
张俊后来说：“如果真有神灵的话，那神灵给了我们4天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抓住。等到飞机来了，救援队来了，天一下子就变阴了，连日暴风雪。这又成了一个最符合藏民反对我们登山的理由。”
最可行的救援是派直升机，但指挥部开了4天的会，最终告诉他们的结果是成都军区的直升机来不了。
因为没有德钦县的地质、气象资料和加油点。
天上的等不来，只能依靠地面救援。
经过7天等待，实力最强的西藏登山队在仁青平措的带领下，日夜兼程从拉萨赶来。
滇藏公路两千多公里路程，平日至少需要6天时间，他们两天就赶到了。
遗憾的是，救援队到达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搜索队。
几天过去，山上的队员已经不可能存活了。
两支队伍加在一起，十名顶级高手聚集一堂，但在铺天盖地的暴雪面前，冲击显得微不足道。
他们选择了多条不同的上山路线，都失败了。
只有西藏登山队到达了一号营地，但无法接近二号营地。
二号营地是关键位置，到达二号营地，就能知道三号营地到底发生了什么。
1月9日，来了一架侦察机乘云层散开的瞬间，在高空飞了几个来回，拍了照片。
照片显示，三号营地所在位置有30万吨以上的云团样物体堆积，判断是雪崩。
京都大学的救援队也随后赶到，可是西藏队上不去，日本队就更上不去了。
1月21日，指挥部宣布：17名队员失踪，搜救行动失败。
22号，救援队宣布撤离。
就在宣布搜救失败、指挥部下撤的当天，大本营附近发生了一场可怕的雪崩。
一片宽300米、长400米的冷杉林齐刷刷倒伏在地，一棵不剩，而这些树的直径，都在50厘米以上。
村民说：“这是很奇怪的，这片树林并没有在发生雪崩线路上，仅仅是雪崩的气浪就把树林摧毁了。”
大家说说，这是神山的又一次警告。
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登山协会陆续接到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登山申请。
对登山者来说，雪山只是一个高度和海拔，攀登一座从未被攀登过的山峰，极具挑战性，尤其是这座山峰还发生了登山史上十分著名的事件。
出于对死难者的感情，云南省为京都大学登山队保留了五年的首登权。
1996年，首登权期限的最后一年，京都大学登山队再次进入卡瓦格博。
然而，最终导致1996年登山失败的，并非村民的阻挠，更不是队员技术不达标，而是冥冥中支配一切的某种力量。
就连自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张俊也说：“我们被老天捉弄了。”
由于有1991年山难的前车之鉴，这次行动格外谨慎，进程也格外缓慢。
1996年2月1日，登山队到达了1991年所建四号营地的同样高度。
登顶指日可待，但一个令人心忧的消息从万里之遥的东京气象厅传来：未来两天，将有一个巨大的暴风雪过程，可能要超过91年的那次降雪。
他们问询了中央气象台和云南气象台，结果吻合。
在他们的头顶，乌云已在聚集，手中的气象仪显示暴风雪就要来了。
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命令山上的队员“迅速撤营，能丢的丢，能弃的弃，只要能活着回来就行。”
本来从四号营地到大本营需要6天时间，他们一天就跑下来了。
就在队员们刚刚到达大本营时，他们同时接到三地气象预报：印度洋暖湿气流将云层吹散，未来仍是晴好天气。
队员们想重新开始，但已不可能。
1997年2月6日，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通过媒体向世界宣布：“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将永远放弃梅里雪山。”
中国人有句老话：想做成一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但是，对攀登卡瓦格博的人来说，却是什么都没对上号。
对于1991年的山难，藏民有着自己的解释：“那年，卡瓦格博到印度开神山大会，不在家，回来的时候，发现怎么有几个人爬在肩膀上，于是他一抖，就把他们抖下来了。”
神秘的卡瓦格博的确给世人留下了不尽的巧合与玄机。
1996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再次失败，围绕它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
登山是否需要尊重当地文化？山峰除了自然属性，是否有文化属性？登山除了海拔高度，是否存在文化尊严？
为一座山峰产生如此之大的争论，从国务院到乡政府，从科学家到普通村民，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登山界也是少有的。
2000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和当地政府在德钦县召开国际会议。
数十位中外学者、官员、喇嘛、活佛、NGO代表与当地村民一道商讨了卡瓦格博的环境与文化保护的问题。
各方人士签署了关于《禁止在梅里雪山进行登山活动》的呼吁书，呼吁政府立法保护神山。
同一时期，梁从诫先生也给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尊重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感情。
在当地传说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如果有人惹怒了卡瓦格博，他会惩罚这个人，留他在自己身边七年，任谁也找不到，带不走。待到七年满了，卡瓦格博自会放这人回到尘世。
谁想到，一语成谶。
7年之后，17位遇难者的遗物竟然陆续重新出现在卡瓦格博下的明永冰川。
1998年，在夏季牧场放牛的村民发现冰川上有许多彩色物体，散落在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范围内。
走近发现，竟然是登山队员的遗骸，还有海拔表、照相机、帐篷和衣服。
当年的联络官张俊第一个赶到现场，他说，明永冰川，并非队员登山时所攀爬的山坡，而是与其相背的另一面。
17名队员的物件各占一片地方，东西虽七零八碎散开成一片，却似乎被人摆放过，并不互相干扰，不多不少地分了十七堆。
卡瓦格博争论的意义，实际上已远远超出山峰本身。
在登顶的头一天，山上的几个登山队员，曾惊恐的用对话机通知大本营，说在他们前面有一座很大的寺庙……
后来，大本营对外解释说，身处高海拔，人会出现幻境。
目前，该通话录音保存在迪庆洲图书馆，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