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代表中国，“莫扎特”代表世界。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意指中国迈步走向世界。

我查了下，1979年来中国的重要音乐家和乐团不少，包括：

3月 小泽征尔指挥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演出。

4月 博多与西尔万•康布拉指挥法国里昂交响乐团访华演出。

6月 斯特恩访华演出与教学。

10月 梅纽因与中央乐团在民族宫剧场演出，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在北京体育馆演出。

11月 安德鲁•戴维斯指挥多伦多交响乐团访华。

12月 小泽征尔客座指挥中国中央乐团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这其中就包括，享誉世界的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1920—2001）。

他是应当时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的邀请，访问中国的。

艾萨克·斯特恩的中国之行，不仅仅是单纯的举办音乐会，他还在北京和上海进行了数次讲学。

之后还参观了一些城市并旅游观光。

跟随他访华的，还有一支拍摄团队，他们将艾萨克·斯特恩的此次中国之行，拍摄成纪录片，并取名为《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在中国》。

1981年，该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记录了1979年刚结束封闭状态的中国的景物和世态。

不宽的街道、滚滚向前的自行车洪流、城市民众，乡村农民、曲艺武术、乒乓球、长城、桂林山水……

在当时，世界对刚刚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中国充满好奇。

在时长84分钟的《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斯特恩的音乐贯穿整部影片。

中国的音乐少年和青年们，充满了求知欲。

稍显稚嫩和迷惘的孩子，恰是一个结束苦难走向新生的国家的缩影。

40年过去了，回看这部影片，你会发现，唐韵、徐惟聆、贾红光、李伟钢、何红英、王健、潘淳，最终都走向了世界，成为蜚声中外的音乐家。

很多人都不知道，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访问中国的主意由来已久。

早在1971年7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公布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以及翌年尼克松访华的计划后，斯特恩立刻就意识到了美中关系的新动向。

他写了封信给基辛格：

“不知能否帮助我实现一个我长久以来的热切愿望，去中国大陆访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那里演出。局外人无法预料未来几个月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交往会是何种形式或将交往到什么程度，但如果我有可能去那里的话，我将鼎力从旁协助。”

基于各方面的考虑，基辛格并未立刻答应这位曾在50年代末替美国人民出头以使卡内基音乐厅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免遭改建成办公写字楼厄运的“政治家艺术家”的请求。

直到有次二人共进午餐，基辛格才有机会告诉斯特恩，“先搁置这个念头，因为我们与中国建立关系为时尚早”。

如果没有《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的记录，斯特恩的访华，就和那一年其他那些美国和西方的音乐家对中国的访问一样。

既不会对美国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其刻在片中的中国年轻提琴家们身上的烙记也不会那么深。

通常认为拍摄这部纪录片是斯特恩的好朋友瓦尔特·邵耶尔的主意。

邵耶尔是华尔街上的成功投资人，也是一个热爱音乐的慈善家。

他响应了斯特恩的号召参与挽救了卡内基音乐厅，并且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点儿不赚钱的音乐厅的主要赞助人，也是很多在纽约地区读书的音乐学生的赞助人。

但就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动议这件事来说，斯特恩家的两个孩子迈克和大卫认为是他们的母亲、斯特恩当时的妻子维拉最早向邵耶尔提议“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记录这次旅行”。

1979年，邵耶尔邀请了导演、雇佣了拍摄团队的工作人员，从最初的拍摄许可，到拍摄行程，再到后期制作的决策和发行推广，都是他亲历亲为地在奔忙。

他坚信斯特恩访华必须被记录下来，为此不惜自己掏钱。

至于影片拍下来以后命运会怎样，一开始他也并不知道。

在中美关系形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谁能预言这样一部讲古典音乐的纪录片居然能够获得奥斯卡奖呢？

但是邵耶尔对斯特恩的迷人个性充满自信，所以他相信这一定会是一部好电影。

他甚至也不在乎是否赚钱。

许多年后，邵耶尔遗孀玛吉解释说：

邵耶尔想拍这部电影有三个原因：一是他爱音乐，他虽然不会任何器乐，却疯狂热爱和支持音乐。其次，他爱中国，1978年邵耶尔夫妇前往中国旅游，完全被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迷住了；第三，他爱斯特恩，邵耶尔和斯特恩的友谊，始自斯特恩为挽救卡内基音乐厅所做的慷慨贡献，之后两人就成了亲密的朋友和与音乐有关的公共事业的伙伴。

在玛吉的记忆里，邵耶尔对这部电影的热情简直是走火入魔。 

首先是进入中国拍摄的许可，他努力游说每一个可能帮得上忙的人，花了三四个月才获得了许可。

邵耶尔邀请了专门拍摄古典音乐题材的导演阿兰·米勒担任艺术指导。

米勒的音乐修养非常高，他对音乐和图像的处理使《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充满了诗意，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能被影片打动。

美中不足的是，因为米勒本人并未参与中国行的拍摄，他的剪辑对镜头的打乱重组，也造成了一些小小的困扰。

比如，斯特恩上海音乐会的片段之后，居然是北京音乐会的鲜花镜头。

如果说1979年的中国行对于斯特恩和邵耶尔，分别意味着具有重大社会价值的演出和电影，对于斯特恩的两个当时涉世未深的儿子迈克和大卫来说，这是一次纯粹的体验与观光之行。

在这次旅行中，他们陪伴父亲参观了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出席了在两座城市开的音乐会。

除了音乐行程，他们还去了西安、杭州、桂林和广州，坐了火车和轮船，看到了正在出土的兵马俑。

能够在1979年来中国旅行的美国青年很少，20岁的迈克和16岁的大卫在那次旅行中所看所想的，也许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美国青年对中国的理解。

对他们来说，1979年的中国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距离自己极其遥远的“世界”。

对于电影拍摄，最初两个小斯特恩都反对：“我们以为这是家庭旅行，不愿意被人打扰。”

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大卫数次在阿兰·米勒的工作室看未完成的版本，最后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但即使如此他也完全不能预料《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居然能够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大奖：“谁会对古典音乐感兴趣呢？”

对于中国的古典音乐界而言，1979年是历史性的一年。

在斯特恩之前，在中国出生的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刚率领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

之后，大名鼎鼎的小提琴家梅纽因和指挥家卡拉扬一前一后地也来了。

这一切发生在这一年，将当代西方音乐世界的存在结结实实地犹如雷暴般地打到了中国人的眼前。

这场雷暴打醒了年轻的学生对西方音乐和对自己的认识，而他们所学习的西方古典音乐又使他们本能地向往西方的文明。

于是，就在第二年，第一批中国的演奏家和学生开始出国。

他们开始跟国际名师学习、在国际舞台上登台、在国际比赛上获奖、加入国际一流乐团。

斯特恩访华在过去30年的中国古典音乐发展史上留下了种种影响和痕迹。

除了王健、李伟钢、徐惟聆、贾红光、唐韵、何红英、潘淳这些出现在电影里的演奏家，其他来自那个年代的人也受到各种程度不一的冲击。

斯特恩和邵耶尔一定无法想象，那些被拍摄到电影里的拉琴的孩子和青年，在之后不久的时间里，就进入到了西方世界的音乐大厅，为同辈和未来的中国音乐家在西方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找到了中国人的位置。

1979年，就像一个纪年，标志着我们起步的原点，比照着我们今天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