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贾樟柯宣布团队退出平遥国际电影展，这个旅游县城距离他的故乡汾阳40公里。

同期还有一则消息是，山西电影学院将于2021年元旦挂牌，教学基地在平遥和汾阳，贾樟柯任院长。

他现在长居故乡汾阳，拍的电影里，主角都说汾阳话。作为一个山西人，不看字幕，有些方言我都听不懂。

8月份，我跟爸妈去汾阳贾家庄玩耍。中午饭点，我说带你们去一个导演开的餐厅，就是贾樟柯的“山河故人”。

大概是熟悉了故乡的味道，说实话那餐饭很一般。全程我都跟爸妈介绍这位导演的故乡情结。吃到最后，贾樟柯本尊居然进来，跟工作人员说了几句话转身出去。过一会，他戴着墨镜回来，顺着楼梯走上二楼。仿佛路人甲，没人跟拍尾随，食客也没认出他来。

如果没有贾樟柯，这片黄土地该多么无趣匮乏。不知道有多少人意识到这点。

徐峥接受许知远采访，聊到未竟之事。他说，想跟娄烨合作，想知道对方是怎么工作的，没成，很遗憾。程耳拍《不浪漫》，徐峥又自荐，找我演啊。结果对方找了贾樟柯。

起初，徐峥不平，看过样片服气了，那个角色自己演不出来。“贾樟柯身上有种很独特的东西，不在这个规则体系和预料之中。”

贾樟柯被许知远视作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向导，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记者，而且持续了20年不间断的表达。

在接受许知远的采访里，贾樟柯陈述了两个自身变化。

他说，越来越对形成共识不感兴趣。因为共识的形成是非常疲惫的过程，非常消耗创造力，共识应该是自己来达成自己的认识，在自己的认识里突飞猛进，如果停滞在共识的讨论中，那是某种教育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艺术家的责任。

他还说，自己在创作上更独裁。因为他觉得人需要某种无情。佛教讲，无情慈悲，人的智慧某种时候受到局限，都是情困。当人在一种无情的状态，可能会更好地处理事情。

在公众人物试图塑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人设，不断包裹真实自我的时候，他却还在这么认真地自我表达。

尤其在他的电影手记《贾想》里，没有烈性文字，语言平和舒缓。好像江湖里混出来的大哥，都有一颗柔软的心。

他还原早年在老家山西汾阳县城的片段，“风沙起来的时候偷偷点一支公主牌香烟靠在谁家的后墙上看风把电线吹得呼呼直响，远处兵营里又在转播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烟还没抽完就到了该回家的时候。”短短三句话，就把时代背景与个人迷茫用画面感的文字呈现。

2000年，贾樟柯的《站台》在国际电影节上拿了不少奖。但国内外真正追捧的是另外三部华语电影。

他在巴黎排队买票看了杨德昌的《一一》，“这部杰作写出了生之压力，甚至让我感觉到了疲惫的喘息。面对银幕，面对刚刚消逝的影像，我们都看到了自己。”

在北京，《花样年华》的VCD放完，他恍然大悟，“原来王导演熟谙古代流行，一张一弛都露出国学底子。不能说是旗袍和偷情故事吸引了中年观众，但王家卫拍出了一种气息，这种气息使中年观众也接受流行。”

此后在伦敦见到李安，“《卧虎藏龙》全球的成功让他疲惫不堪。大家在一家挂满安迪·沃霍尔作品的酒吧聊天，我怀疑空调都会把他吹倒。他说，不要想观众爱看什么，要想他们没看过什么。我把这句话看作李安的生意经，并记在了心中。”

最后他总结，三人的电影正好代表了三种创作方向，杨德昌描绘生命经验，王家卫制造时尚流行，李安生产大众消费。

2006年，《三峡好人》跟《满城尽带黄金甲》撞片，在接受采访时，贾樟柯不断放炮，控诉商业大片挤占文艺片生存空间。除去这些论调，他对国内第五代导演的看法，是很独特的一个视角。

“他们几位始终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他们没有更新为一种现代艺术家的心理结构。他们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从当代文学作品中改编过来的。这也暗合了这样一种观察，就是说，他们通过文学的牵引，来形成他们的讲述，这种讲述背后，是时代潮流。他们几位导演所透露出来的独立思想力、独立判断力，都是有限的。”

“90年后，中国突然迎来一个思想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他们的创作开始迷失了。找到一个外在的主流价值来依托，这时候，有一个主流价值出现了，就是商业。商业变成英雄。”

贾樟柯更愿意把镜头对准普通人，表达穿过社会问题的个人存在危机。

看《西游记》，他说，里面没有反抗，只有挣扎；没有自由，只有法则。当不少电影从业者试图借资本成就梦想的时候，他又说，大哥总在别处，希望总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