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一批反映中国共产党早年创立历程以及当代党员楷模的影片集中上映，从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历史，到基层党员们勇战疫情的面貌，形成了今年独有的“七一档”，且手法和视角上显出更加“年轻化”的趋势，吸引更多年轻观众关注。

两部“建党百年献礼之作”《1921》和《革命者》于7月1日上映。其中由黄建新、郑大圣联合执导，余曦编剧的《1921》已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片提前亮相，获得业内先期好评。在良好口碑带动下，《1921》上周末开启大规模点映，截至6月30日12时，点映加预售票房已突破1亿元人民币，39%的排片率在7月1日排名第一。

《1921》用群像形式展现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其中毛泽东、李达、刘仁静、陈独秀等革命先驱的鲜活面貌展现在观众面前，王仁君、黄轩、倪妮和刘昊然等年轻演员的表演令人惊喜，艺术化的视听语言扩展了主旋律的表现手法，更多了“青春片”的朝气。

由张颂文主演的《革命者》，则是呈现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的传记片，通过他就义前的众人回顾，重塑喊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守常先生。影片小规模点映后同样获得好评，7月1日的排片率31%，仅次于《1921》。

《革命者》电影海报

除了对早期党史的回顾，对当代党员的歌颂也是今年“七一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上映半个月的《守岛人》再现了“感动中国”的守岛民兵王继才、王仕花夫妇的真实故事。目前《守岛人》豆瓣评分7.4，票房达6686万，是同类主旋律电影的一次成功尝试。

另一部聚焦当代党员的《中国医生》则更具时代格局，该片改编自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的真实事件，全景式记录抗疫斗争。7月9日上映的《中国医生》不仅可以承接“七一档”，还有望开启今年暑期档大幕。电影频道推出的专题片《我们的旗帜》也已于6月下旬开播，用电影的方式科普党史，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

从2009年的《建国大业》、2011年的《建党伟业》到2017年的《建军大业》，再加上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近年来主旋律影片都获得较高的关注度和票房，主创在坚持宏大视角和历史观的同时，加入更多年轻化、市场化的元素，塑造更为鲜活的人物，注入更人性化的情感表述，进而获得年轻观众的欢迎。

《1921》和《革命者》两部影片的主创团队，就是以“新老搭档”的方式集体创作，影片更为符合年轻人的欣赏习惯，青年演员参演既起到带动效果，也挖掘了自身潜力。而今年《觉醒年代》和《山海情》等剧的热播，也说明主旋律作品只要贴近基层、挖掘历史，体现时代特色，自然能够调动观众积极性。这是中国影视市场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民自觉抒发爱国、爱党情怀的内在需求。

拍摄建党故事，他们面对挑战

环球时报：《1921》如何表达那个年代的青春？

《1921》导演黄建新：一大代表平均年龄才28岁，但这样一批年轻人只用了不到30年，改变了一个几千年国家的属性，这是多么大的力量。但他们又是充满朝气的人，如果你拍成30岁很理性，天天抱本书，你也不相信。他们开了一天会累了，何叔衡岁数大睡不着觉，点着灯看书，仨年轻的趴在床上就睡着了。表现特定年龄段一定有的东西，让观众觉得亲近，我觉得青春表达常常就是这样。

环球时报：《1921》和《建党伟业》有哪些不同？

黄建新：《建党伟业》是点状的，蔡锷出现了两次就没了，袁世凯出现了三次就没了。而《1921》要支撑情节性，就得有贯穿人物，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最后确定了人物结构，有了各种关系，这个电影就开始接近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故事。

环球时报：创作《1921》的剧本时有哪些挑战？

《1921》编剧余曦：在相对短的历史时期，用横切面去展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剧作来说是一个挑战。失去时间长度的积累，怎么在短时间里面用很多很小的细节去四两拨千斤地讲这么宏大的历史题材。另外，怎么在大家已经知道（这个任务）会成功的前提下营造悬念、压力和紧张感，又是一个难点。

环球时报：为什么想拍这样一部主旋律电影？

《革命者》导演徐展雄：因为今年是建党百年，我们电影人能拍一部为我们党庆祝生日的电影非常有意义，也是我们电影人的责任。

环球时报：为什么选择李大钊作为本片主角？

徐展雄：在筹备的时候，我们研究了我们国家之前有哪些关于李大钊先生的影视作品，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部李雪健老师演的电视剧，20年之后做一部关于先生的电影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们也需要一种新的影视化表达让更多人了解李大钊这位革命先驱。

环球时报：如何向观众还原一个真实的李大钊？

徐展雄：我们阅读了大量史料，包括他自己写的文章，也包括当时的报刊对他的记载，还有他的同事朋友对他的描写，试图通过那些记载来还原李大钊先生。

环球时报：你觉得《革命者》能给当代年轻观众带来什么？

徐展雄：更加深刻地感知李大钊先生以及他那一代革命先驱的精神，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代代相传。

环球时报：近些年《觉醒年代》《山海情》等主旋律作品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徐展雄：我觉得和我们国家自身的强大有关系，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强大，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的民众是由衷地、打心底里觉得中国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观众能自发地感知到这一点，他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影视作品有一个天然的契合，由此造就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主旋律影视作品。

饰演革命先驱，他们“缺乏信心”

王仁君：让年轻观众感受那种力量

环球时报：你之前在《古田军号》《中流击水》等中饰演毛泽东，这次在《1921》中诠释这一角色时有哪些改变？

王仁君：导演一直跟我强调，在塑造伟人形象的同时，要杜绝概念化，不要一开始就在这个人物身上贴上伟人的标签。一开始导演给我列了一个长长的书单，特别多的人物传记、回忆录、介绍当时历史背景的历史资料，还有书信文稿。但是他也强调，就看1922年以前的，不要往后看，他不希望之后毛泽东思想上的成长、领导经验和高瞻远瞩被带入到角色的青年时期。

王仁君饰演的青年毛泽东

环球时报：拍摄《1921》时有哪些难忘的记忆？

王仁君：每个演员对自己的人物都有深刻的理解，下了很多功夫去钻研剧本，去了解那时候的历史，去了解人物的成长经历。大家在剧本研读的时候就有进入时空隧道、穿越到那个时代的感觉。在创作过程当中我们私底下也在交流，（每个人）好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感染，浑身充满热血和拼劲儿，希望能够把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呈现给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让他们感受到那种力量的存在。

刘昊然：敬佩他们的浪漫和热情

环球时报：你想通过刘仁静这个角色给观众带来什么？

刘昊然：年轻人的力量。因为一大代表当时的平均年龄很小，可能很多是我们的同龄人，我饰演的刘仁静在当时的实际年龄比我现在更小。但正是这群年轻人，他们的努力和执着，改变了现在的中国。

环球时报：在《1921》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场戏？

刘昊然：当时拍摄的那个画面，其实是以我们后人的视角来看的，当时所有的代表意气风发地从街尾走过来，然后缓缓走进一大的会址。那一幕真的太浪漫了，你会觉得那是一位位巨人一起走过来，他们脚下走过的那条路，就是新中国的道路。

环球时报：这些伟人身上的哪些特质最让你敬佩？

刘昊然：浪漫热情。我觉得他们是一群浪漫、热情的人，他们为了自己的梦想可以去燃烧一切，甚至是生命。

张颂文：我只是触动了守常先生的冰山一角

环球时报：为什么会选择出演李大钊这个角色？

张颂文：片方问我，有个机会演李大钊，你敢不敢。我当时吃了一惊，首先是觉得这个人离自己很遥远，再来觉得自己何德何能，能饰演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第一次见徐展雄导演时他说，想让大家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伟人，也是一个有血有肉鲜活的李大钊，让我很激动，因为不谋而合。我看剧本就是这种感觉，他准确地说出来了。

张颂文饰演的李大钊

环球时报：饰演李大钊有压力吗，塑造这个角色时克服了哪些困难？

张颂文：压力肯定是有的，这是我从艺以来最缺乏信心的一次。我不能用我的表演技巧来塑造这个角色，老实说，我也许只是触动了守常先生的冰山一角。我需要去翻看他每个阶段说过的话、写过的诗、做过的事，我要从这里面去推：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怎么就能做出这样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这对我来说是最难的。总的来说，我只是一个塑造和扮演他的人，临时把我的躯体借给了这个角色。今天我们说李大钊是个伟人，但如果闪回到他生前，他可能认为自己只是北大的一名老师。所以表演中我切记一点，当时的李大钊并不知道他未来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那么伟大，这就要求我在表演中把李大钊先生当成普通人，否则就只能演出一个轮廓。

环球时报：拍摄过程中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

张颂文：最深刻的一场是他英勇就义的时候，有很多人问我他为什么没有戴眼镜，这是我们电影主创在前期调查史料过程中发现的细节，李大钊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是在行刑前，没有戴眼镜，被剃了头。这和我们想象中的李大钊不一样，但创作要基于史实，这件事也是第一次被影视作品严谨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