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期档画上了圆满句号：2023年暑期档票房206.19亿元，总观影人次则超过了5.05亿人次，分别创下了中国暑期档最高票房和最高人次纪录。

而在欣喜之余，更值得我们分析的是暑期档能取得如此亮眼成绩的原因。

可以发现，扛起今年暑期档票房半壁的是两部黑马电影——《孤注一掷》和《消失的她》，分别以35.27亿和35.23亿的票房成绩锁定暑期档票房冠亚军的位置。

从这两部爆款电影中，我们似乎能提取出一套主创公式：新导演+著名监制。

事实上，新晋导演与著名监制的组合在中国电影市场并不罕见。但我们可以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口碑、高票房作品这样都产自这样的搭档模式。

中国电影发展的数十年间，就有人讨论电影工业化的前提，是好莱坞模式下的制片人中心制，而不是动辄“第几代大导”为代表的导演中心制。

而今年暑期档“老监制带新导演”的方式，这种更接近于香港电影“监制中心制”的模式，既体现了中国电影新生力量的不断壮大，也说明中国电影产业正逐渐走向工业化、成熟化。

熟悉的监制配方 不同的导演味道

从《消失的她》和《孤注一掷》中，我们或多或少都看到监制陈思诚、宁浩的风格。甚至有不少观众表示，他们以为《消失的她》就是陈思诚的导演作品。

这正说明了电影监制对电影的掌控力。也正是因为这些新人导演的作品有了监制的参与，所以能够使得影片有一定的质量保障。

这些监制作为经验丰富的老导演，他们能为新人导演提供更多影片制作上的建议。比如陈思诚就曾表示，在开拍《消失的她》第一场戏，他发现影片的美术和打光都存在问题，因此他专门召集剧组成员开了闭门会，对影片的拍摄手法和布景进行了调整，突出影片的风格性。

此外，监制也往往对市场有更深的洞察，更知道观众“想看什么”。

《孤注一掷》导演申奥曾表示，“项目初期，除了监制宁浩导演以外，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部具有广泛的受众和社会影响力的影片，包括我本人在内”。

当电影选材的时候，项目除了诈骗题材以外，还有体育、记者等备选题材。最后是宁浩拍板决定拍摄诈骗题材。这不仅顺应了“全民反诈骗”的社会氛围，也更具话题性，更容易引发讨论。

此外，监制也能为这些新导演带来更好的制作资源。相对来说，新人导演资历尚浅，在行业里积累的人脉较少，很多资方也不愿意冒风险投资新人导演的作品。而著名监制则能为这些新人导演提供更多的资本支持与人脉资源。比如《消失的她》导演之一刘翔的前作《不速来客》是一部低成本电影，制作成本不过千万。而《消失的她》虽然成本远低于大制作的《封神》系列，但至少达到了中等量级水平，显然比前作上升了一个档次。

再比如陈思诚监制的另一部作品《误杀》，导演是马来西亚的新人导演柯汶利，在国内缺少人脉，却能请来肖央、谭卓等一众明星，这自然也都是因为有陈思诚的帮助。

而知名监制也能为电影带来更好的宣传效果。一方面，这些监制知名度更高，更有话题度。比如陈思诚本人就是自带“话题体质”。在映后交流的时候，甚至有观众直接提问朱一龙，饰演何非这个角色是否有参考陈思诚的渣男形象。在《消失的她》上映期间，#陈思诚 橙色风暴#、#陈思诚选朱一龙和倪妮的原因#等多个话题都冲上了热搜。

另一方面，这些知名监制也更懂营销宣传的策略。或许更有代表性的例子是2018年的暑期档票房冠军《我不是药神》，宁浩和徐峥共同担任这部电影的监制。其中，宁浩主要参与前期的筹备工作，徐峥的监制工作则主要在后期宣传阶段出谋划策。在《我不是药神》宣传前期，海报等物料发布都以徐峥作为宣传点。“山争哥哥”的微博话题量更是突破了5000万，进入了明星榜前十。这成功为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带来了充足的前期关注度，吸引了第一波观众，为之后的口碑发酵奠定了基础。

当然，我们同样无法忽视的是，即使监制们为影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影片仍然是新人导演的作品，他们正是影片中最关键的1%。

相比于经验丰富的老导演，新导演往往有生猛的表达，能从不同的创作视角为电影注入新鲜的表达。

陈思诚监制的一系列影视作品，因为都带有陈思诚强烈的个人特质，因此被调侃为“陈思诚宇宙”。但即使是“陈思诚宇宙”的作品，我们依然能或多或少看到导演个人的色彩。比如陈思诚自己导演的《唐人街探案》第一部和陈思诚监制、柯汶利导演的《误杀》同样都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了泰国，但《唐人街探案》整体基调显然更为幽默喜剧，而《误杀》则更关注社会的困境。

而从宁浩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走出的导演更是风格多样：文牧野把视线投向底层人民的生活，多讲述现实主义题材的故事；路阳的作品则带有更多热血色彩，擅长奇幻与武侠；申奥则关注社会话题，长于表现人性的的挣扎。

监制监制，到底是“监”还是“制”？

在当下地位日益凸显的监制制度，实际是从香港的“舶来品”。

1981年，丽的（亚视前身）的监制集麦当雄进入电影圈后，他将电视剧圈中存在的监制制带到了电影体系。麦当雄本人负责发起项目，组建团队，并以“麦当雄”为招牌进行宣传。

同时新艺城影业的麦嘉也开始实行监制制度。麦嘉、石天和黄百鸣拥有决策权和监制权，他们可以决定投资开发哪些项目，任用哪些演职人员。“七人小组”的徐克、曾志伟等人则负责影片的制作。

在这些公司中，监制享有绝对话语权。他们既要负责创作上的内容，包括策划，选角，拍摄流程的把控等等；也要负责财务管理、资金运作等商业方面的事项。

后来徐克更是将这一制度发扬光大。他与吴宇森、程小东、杜琪峰等多位导演合作，监制了《英雄本色》《英雄本色2》《倩女幽魂》《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等多部电影。在他担任监制的项目中，从前期的剧本到后期发行，乃至电影配乐的设计，他都会全程参与。

而后随着香港与内地电影交流日益密切，监制制度也被引入了内地。在90年代末，张艺谋监制了《西楚霸王》，田壮壮则监制了《巫山云雨》《长大成人》等作品。但总体来说，监制的作用并不突出。

之后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化迅猛发展，监制的地位也变得日益重要起来。不少影视公司邀请一些经验相对更丰富的港台影人充当监制人。比如，华谊兄弟专门请到了著名的台湾制作人陈国富担任《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画皮2》等多部影片的监制，创下了数十部电影票房过亿的成绩。

近年来，诸如徐峥、宁浩、陈思诚、张一白等中生代导演，则接过了港台电影人的接力棒，也开始向监制转型，挖掘提拔新一代年轻电影人。

但是就目前来看，监制在国内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的“名分”，职能比较模糊，监制在每个剧组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就连陈国富都曾表示，“我不太懂监制该怎么做。在华语电影这个环境里，监制角色有时候很模糊，工作人员常常都不知道监制人在哪里。”

总的来说，监制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主要管“监”，主要在内容层面把关，起到平衡电影艺术性和商业性的作用。这一般出现在一些新人导演的作品或是外国或港台导演来华拍片的情况。

第二种主要管“制”，这种监制承担了一部分制片人的工作，负责预算是把控和资本运作等财务方面的工作。这主要针对一些已较为成熟的大导演的项目中，比如陈国富在监制冯小刚和徐克的电影时，就不会在艺术创作层面过多干涉。当然，多数项目的监制兼有前两种职责。

还有一类监制则既不“监”，也不“制”。他们要么是行政领导挂名，要么是把“监制”当做一个宣传招牌，借用监制的名头扩大电影的知名度。而监制本人基本不参与任何实质性工作。

电影工业化进行时

“在导演中心制下的电影业，成功是偶然的；而制片人中心制下的电影业，成功是必然的。”著名香港影人吴思远曾说。

一方面，监制的存在是我国电影工业体系不够健全的表现。

“好莱坞是没有监制这一说的，因为制片人涵盖了监制的功能，并通过助理制片人、协作制片人、顾问制片人等进一步细分明确职权，从而让每一环节都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和衔接。”电影学者索亚斌介绍。

在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的好莱坞，制片人总揽策划构思、筹集资金，影片发行等一系列事务。

而我国电影业长期以导演中心制为重心，制片人才相对比较匮乏。有商业意识的制片人往往在艺术审美方面比较薄弱。所以国内电影体系才需要监制来填补导演和制片人之间的空缺。

河豚君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监制制度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电影走向专业化、精细化的体现。抛开前文所说的“挂名监制”，无论是以“制”为主的监制还是以“监”为主的监制，监制都为中国电影工业链条中的关键一环。

陈思诚在谈到自己的监制身份时提到，“我把它归纳为电影工业化的初代模型，我希望在编剧、导演、制作、后期、宣发各个环节都有比较专业的团队去控制。”

监制的出现，代表着国内电影市场有了更强的市场意识。对于资本来说，有更成熟开发经验的监制坐镇，电影的商业性也就更有保障。

此外，监制也成为新一代青年导演的“引路人”。

“宁浩对我说，导演不是一个一个出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一批一批出的，你们就要做这一批人，互相搭梯子、抬轿子，一起往上走。”申奥曾在采访中表示。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在一批批的资深监制的协助下，一代代的青年导演茁壮成长起来，成为了电影市场的中坚力量。比如，当下独当一面《封神》的导演乌尔善，当年也得益于陈国富的挖掘，才能得到拍摄魔幻大片《画皮2》的机会。

而且，相比于之前老一代监制对电影人“点对点”的帮扶。如今，新导演拥有了一条系统化走向产业的道路。不少影人都推出了扶持计划，如宁浩的“坏猴子计划”、贾樟柯的“添翼计划”、黄渤的“HB+U新导演助力计划”等等。不少影视公司不仅为新人导演提供资金支持和项目辅导，还跟踪后期的宣传、发行，对接平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孵化产业链条。

我们当然可以说，监制制度下诞生的作品，有好有坏，有成有败。但作为导演中心制向制片人中心制转型的过渡产物，监制制度为中国电影新兴力量的培养，产业化的转向都具有巨大的意义。

中国电影工业化，正在进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