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包含剧透)

清明假期三日，张子枫主演的《我的姐姐》力压《哥斯拉大战金刚》和《第十一回》，狂揽3.76亿票房，成为最大赢家。

这是继《你好，李焕英》后，又一部由女性编剧、女性导演打造的大女主电影，且在故事上走现实主义风格，更具时代性、社会性和话题性。

然而，在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我的姐姐》却站在了《你好，李焕英》的“对立面”，凸显了更强的女性主义意识。

《你好，李焕英》将故事背景放在了80年代，讲述传统一代女性成为母亲后为子女默默付出的故事。从头到尾看似女儿忙东忙西，但其实都是母亲在背后无限付出。即使穿越回去，母亲为了女儿，依然选择了那个烧锅炉的的父亲。

《你好，李焕英》渲染母亲的无限付出和牺牲，将母性神化，唤起大众对于母亲辛苦操劳、牺牲自我的同情，收割了无数眼泪。

在过分宣扬母爱伟大时，影片忘记一个基本事实，即母亲只是一个家庭身份。抛去种种社会身份及责任，母亲首先是人。

当女性成为母亲，她就变成了为家庭、为子女牺牲自我、无限付出的存在，且在很多母亲心中这是天经地义，不容置喙的。

但某种意义上，这种天经地义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母亲身份的规训和洗脑。

在《我的姐姐》中，朱媛媛饰演的姑妈也是这样一个传统女性。

影片中，张子枫饰演的安然被姑妈带大。某种意义上，安然与姑妈的关系可以当做一对类母女关系。

在姑妈口中，她生下来就是姐姐，一直是姐姐，“长姐如母”。

六岁时，夜里妈妈给弟弟切西瓜吃，不让她看到；十八岁时，她考上西师俄语系，弟弟考上中专，妈妈让姐姐不要想，优先弟弟上学，姐姐只能工作挣钱养家。大好前途，葬送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下。

在姑妈的讲述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一代一代沿袭。姑妈同样深信家庭价值，姑妈的妈妈的所作所为，潜移默化中为姑妈灌输女性的牺牲精神，尤其是姐姐为弟弟的牺牲精神。

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与血浓于水的家庭价值观，囚禁了姑妈的一生，包括姑妈的意识形态。

所以，当安然父母车祸逝世，留下一个无人看管的弟弟时，姑妈最初也是希望安然牺牲考研、去北京工作等个人追求，好好照顾弟弟、抚养弟弟。

但安然这样一个听万青、平克·弗洛伊德摇滚乐的现代女孩，直接戳破了上一代为母为姐的传统女性的真相，“姐姐难道不是人吗？”，“你是好人，但好心不一定办好事”。

吃西瓜那场戏，像是传统女性进步成现代女性的一种交接仪式。

姑妈一勺一勺挖着西瓜中间的心，乘出一碗给安然吃，姑妈自己刀切西瓜外沿，拿着一口一口吃。虽然行为上姑妈还是一如既往地无私付出，但在意识层面上，姑妈已经认清了自己，为自己的命运留下了泪水。

她对安然说，“姑妈没带好你，以后的路，你自己走”。而安然哭着吃完西瓜心后，给姑妈一个深深的鞠躬。上一代牺牲自我、无限付出的女性，与新一代精神独立、追寻自我价值的女性，达成了某种互相理解。

《我的姐姐》中姑妈这个角色的意义，在于她去反省了一代“李焕英们”的无私付出、牺牲自我背后的逻辑，以及反省后不再将传统的那一套继续灌输给下一代女性。

姑妈说“套娃不一定非得装到同一个套子里”，这个比喻鲜明生动，非常点题。

一个个俄罗斯妇女被套在一个个套子里，现在底座没了，产生重男轻女和让女性无限为家庭付出的社会土壤、社会基础没了，女性可以丢掉以前的套子了。

姑妈和安然这对类母女关系，刻画了两代女性在不同时代下所面临的的命运与抉择。像姑妈这样的上一代女性，被重男轻女的观念与家庭价值观捆绑，而像安然这样的新一代女性，更重视个人追求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此意义上，《我的姐姐》站在了《你好，李焕英》的对立面，更符合当下女性主义的潮流。

但除了安然与姑妈这条线做得紧密扎实，《我的姐姐》在其他故事线上显得力不从心，交代不明。

《我的姐姐》中涉及的社会现实问题很多，比如二胎政策，重男轻女，职场歧视，再比如缺席的中国父亲。

但在这些社会问题上，《我的姐姐》只是蜻蜓点水般提及，一笔带过，没有再进入更深入地探讨。

安然父母为什么执意要二胎，仅仅是重男轻女意识作祟么？从计划生育时期让安然扮瘸子要二胎，到如今二胎政策开放后父母生了弟弟，横跨这么多年的二胎执念究竟为何？影片没有给到观众具体明晰的解释。

安然和男朋友在一起五年，还见了家长，突然分手了。其间最让人疑问的是，为什么男生不和父母说考研去北京的事。

是因为父母不让他离开自己身边？还是因为男生没出息不敢外出闯荡？还是作为长子，要继承家业？总之，影片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明晰的解释。

作为与姑妈并行的另一条亲情线，安然与舅舅的感情想做出一种类父女感。舅舅的形象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有点小聪明小算计，刻画出了很多中国成年男性的特质，但背后也没再多做讨论。

安然那句“做儿子的感觉很好吧”，其实是所有女性的发问。但舅舅承认自己没用后，这个话题就绕过去了，没有再深入探讨。

最后，安然又觉得舅舅更像爸爸，甚至希望是爸爸，这个情感来得莫名其妙。只是因为舅舅对自己女儿的认同和爱，而安然没用，所以安然羡慕有这样的父亲认可自己？这种联系过于单一，不至于上升到希望是爸爸的层面。

安然与弟弟的感情作为主线支撑起了整个剧作。但细想会发现，安然与弟弟的情感走向，前后呈现出了巨大的断裂感。

最初，影片把弟弟塑造成一个不懂事、讨人厌、浪费粮食的形象，极度欠缺家教。很快，弟弟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变成了小大人，懂得“我只有你了”。知道姐姐撒了谎后，甚至最后可以自己去找领养家庭，帮姐姐去实现人生价值。

弟弟的性格发展，前后二元对立的太过鲜明，在现实逻辑上没有说服力，仿佛一夜长大，变成心智成熟的大人一样。

影片的最大争议，则是结尾安然的选择。

故事最后，安然在即将签下永不见弟弟的协议时，突然扔掉笔，带弟弟跑了。路上，弟弟问：“我们去哪？”安然也笑着问：“我们去哪？”最后，姐弟二人在草地上抱着，安然痛哭。王源的《姐姐》(原唱：张楚）片尾曲响起。

安然痛哭，很多人理解为安然重新选择弟弟，选择家人带来的开心与感动，安然最后懂得的是爱。但另一种理解是，安然一辈子毁了，跟她的姑妈一样，重新堕入为弟弟牺牲自己的轮回之中，她哭的是自己的人生和命运。

这个结尾令人不解的是，影片明明在中段输出的是女性个人价值超越家庭价值的价值观，并在姑妈与安然身上做出鲜明的对比。

但在后续的故事走向上，影片仍让角色回归到家庭价值中，将血浓于水的亲情价值上升到超越个人价值之上。

姐姐最后选择弟弟，跟姑妈当年为弟弟牺牲自己的学业、事业有什么不同吗？没有。她们的命运仍在一个囚牢里打转。

本来，姐姐应该签完字晚上飞向北京，但在结尾她选择了弟弟，她所做的一切，都没了意义。

姐姐与男朋友分了手，辞去了医院里的护理工作，卖了父母留下的唯一房产，不能去北京考研、工作。姐姐突然一无所有，只有一个6岁大即将上小学的弟弟，还有100万卖掉房子的钱。

“我们去哪？”，弟弟那个问题，问得太犀利了。他们还能去哪？她们哪也去不了，他们陷入人生更难的处境，他们无处可逃。

故事中段，安然与姑妈总算相互理解，姑妈说了那句“以后的路，你自己走”。结果安然回来了，姑妈怎么也没想到，安然重走了自己的老路。

《我的姐姐》很难收尾，人情伦理问题很容易触及观众的底线。

如果最后姐姐狠心签了字，永世不得见弟弟，从此飞往北京，考研、工作、实现人生价值。这样的结尾会深得很多女性主义者的青睐，但会冒犯更多的观众，冒犯中国家庭价值高于一切的伦理价值观。

但目前这种不冒犯观众的收尾，让影片的价值输出呈现出巨大的撕裂感。一方面它让女性摆脱传统女性无私付出、牺牲自我的观念，去实现个人价值。另一方面，它又在结尾让女性选择家庭、选择照顾亲人。

前一种女性主义意识在姑妈与安然的对立中鲜明输出，台词也明确交代；后一种传统家庭意识润物无声，与大众深信家庭价值的底层认知共鸣。一手明牌，一手暗牌，最后留下了巨大的讨论空间。

《我的姐姐》好不容易站在了《你好，李焕英》的对立面，却兜兜转转，把自己兜回了“李焕英们”的深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