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书》的“种族平权”,奥斯卡的“白人救赎”

这部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拿下了第91届奥斯卡的两个重要奖项“最佳电影”和“最佳原创剧本”。

《绿皮书》(Green Book)是一部以“阶级调和”和“种族调和”为母题的电影,钢琴家Don Shirley(唐·雪莉)虽然德高望重,却因黑人身份屡遭歧视;司机Tony Vallelonga(托尼·瓦莱隆加)是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为生计奔命。在种族歧视严重的二十世纪60年代,发生在二人身上的误解和歧视最终通过相处和沟通化解。这部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拿下了第91届奥斯卡的两个重要奖项“最佳电影”和“最佳原创剧本”。

 《绿皮书》:种族和解背后的虚假平权

在乏善可陈的奥斯卡提名电影中,“工整”和“清新”被归类为《绿皮书》的优点,但如果你知道这部作品背后的真实故事,或许会对它产生全新的认识。

为了达到电影主题和情感的表达,编剧对真实人物故事进行修改和加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比如真实的Don要比电影中的Don更加较真、追求完美,但《绿皮书》却突破了这个范畴,在篡改的边缘疯狂试探,从创作阶段就预设一个带有严重偏见的立场。

据SHADOW&ACT 2018年12月的报道,Don和Tony并未建立起所谓的友谊。巡演结束后,二人很快便结束了合作关系。实际上,《绿皮书》的编剧是Tony Vallelonga之子Nick Vallelonga(尼克·瓦莱隆加)。这篇报道指出,电影只选择了一个人的叙述,而没有尊重另一个的人的叙述。Don Shirley的弟弟Maurice Shirley形容这部电影是 “一部谎言交响曲”(symphony of lies)。

电影视角过度偏向Tony,对真实的Don Shirley进行了离谱的修改,从头至尾都在塑造他和黑人社会的脱节,对自己种族意识的认知缺失。但真实的Don Shirley并非如此,他积极参与黑人民权运动,是马丁·路德·金的朋友(Martin Luther King);和黑人音乐家Nina Simone,Duke Ellington,Sarah Vaughn关系亲密。 而且,当时的他有三个来往密切的兄弟,在其中一个兄弟的妻子去世后,Don Shirley抚养了他们的孩子。

真实的Don Shirley

据Don Shirley的侄子Edwin Shirley回忆,Don Shirley一直拒绝Nick Vallelonga的提议,将自己的故事拍成电影,他说:“无论现在他们怎么跟我说,我都无法控制自己是如何被刻画的。”

电影上映后,Don Shirley的家人接受了采访,对影片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可以说,《绿皮书》是一部典型的“美国主旋律电影”“好莱坞式白人救世主电影”(Hollywood White Savior Film),“表面种族平权,内核白人救赎”。这部充满了预设立场的电影完全背离了真实故事本身,虚构出了一个被美化的人物关系,勾勒出了白人的伟岸形象。

有评论指出:“《绿皮书》历史上的虚构对某些人来说不是艺术上的创作,而是一种抹除。”

而这并非电影唯一的问题,阿郎看电影认为:“所有的化学反应都只限于两个主人公为代表的两个人的权域内,因为时代氛围的塑胶化,只是变成了黑人与白人,雇主与司机,知识分子与混混之间简单的割裂与缝合。因为对时代塑造的乏力,好像所有的种族歧视,只针对唐个人,而不是一个深入骨髓的群体性傲慢与偏见。”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申报奥斯卡时,饰演白人司机的Viggo Mortensen申报了“最佳男主角奖”,而饰演黑人钢琴家的Mahershala Ali申报的则是“最佳男配角奖”。                  

《绿皮书》对真实故事的忽略只是本届奥斯卡的缩影,“虹膜”援引了各影评人对这些提名电影的批评:影评人迈科·瑞恩在评论《波西米亚狂想曲》时说:“我之前从未看过哪部电影像这般歪曲事实”;历史学者弗雷德·卡普兰认为,“《副总统》歪曲历史的行为,就是“列宁口中的‘左派幼稚病’”。《黑色党徒》《玛丽女王》《宠儿》也未能幸免。只有《罗马》和《冷战》未遭到抨击。

关于电影跳脱真实故事的讨论已经成为本届奥斯卡的延伸话题。有观点认为,遵从事实是不合理的要求,电影创作应该有别于真实生活。而且《绿皮》作为一部非纪录片,也不需要100%照搬历史。但不能否认的是,《绿皮书》能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还是投射了美国主流价值观。

Tony Vallelonga和妻子

再次唱衰奥斯卡

从《黑豹》被多个重要奖项提名就能看出来,奥斯卡也在向大众靠拢。去年8月,奥斯卡甚至扬言要新增一个奖项“最佳流行电影奖”,但遭到了主流声音的反对,甚至有人怀疑此奖是为《黑豹》和《神奇女侠》特意设立,最终计划“泡汤”。不过更让人不能理解的事情还在后面——《黑豹》出现在了91届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提名名单里,这意味着,《黑豹》在提名阶段获得了5%以上的投票。

为了提振收视率,奥斯卡尝试了一些缩短时长的方法,比如取消主持人,将部分奖项的播出时段挪至广告时间,但是这一提议遭到不少好莱坞导演的反对,他们在联名信中写道:“我们在追求娱乐的过程中偏离了这一使命,而不是在庆祝我们的艺术形式及其背后的人。”最终,奥斯卡没能拧过这些大佬。

唱衰奥斯卡已经成了近些年的主旋律。主流电影市场的“疲软”还受到外部因素影响:电视剧的异军突起和各大流媒体的激烈厮杀。Netflix出品的《罗马》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3个大奖;《句尾》获得了“最佳纪录短片”。

从奥斯卡自身来说,它所延续的“电影美学”已经很难打破,无论是从投票体系还是审美体系,学院很难打破“瓶颈”,所以只能在形式上寻求一些变化,而内核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价值观的输出,尤其是这几年被广泛讨论的性别和种族话题,都投射出了当下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水形物语》(90届)和《月光男孩》(89届)暗指美国国内对于不同族群的反应。而今年的“最佳外语片”《罗马》则是美国对于外部世界的思考。

本届奥斯卡评委之一,纪录片导演范俭(主要参与纪录片“最佳长片”和“最佳短片”的评选)认为:美国是个多种族融合的国家,它一定会强调政治正确,尤其是性别和种族层面的议题,这种政治考量的视角,一直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特点,无可厚非。当然,影视行业的人,也有秉持艺术至上的观念。奥斯卡始终多重观念的博弈。

《黑豹》怒刷存在感的背后,除了迎合大众市场之外,或许也有政治正确层面的考量。如果说本届奥斯卡提名电影透露了“混乱与迷茫”,那么《绿皮书》拿下“最佳影片”则可以说明,奥斯卡仍然保守,依旧没有偏离它“宣扬美式普世价值观”的主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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