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里的女性视角与民族定位

我们一生的努力都只在证明我们有没有成功的运气

最近看了曾仕强教授的一个演讲,他对国人性格特点做了绝妙的分析,摘录几段妙语给你们:

1、我们一生的努力都只在证明我们有没有成功的运气;

2、哪里有天灾?统统都是“人为的”天灾;

3、中国人第一招叫做隐藏你的实力,你把所有的能力都秀出来你就完蛋了;

4、天下没有法治也没有人治,西方人是用法治来实施人治,中国人是用人治来实施法治。

这话说得是不是又真实、又有趣?

宛如上楼梯,一步又一步,或上或下,永远重复着相同的命运。

鲁迅先生说:“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

这种概括虽然未必完全准确,但它却说明一个国家或民族由于长期共享一种文化,接受它的教化和训练,总是会养成一种基本的文化性格的。

2018年,《摘金奇缘》火爆北美。

仅仅3000万美元的小成本电影,上映三周,即斩获了1.67亿美元的票房,蝉联北美票房榜冠军。

这让我想到了很多年前,同样是好莱坞出品的全亚裔电影《喜福会》。

将中国人这一生的酸甜苦辣描述的淋漓尽致。

旅美华裔导演王颖根据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一经上映,获赞无数。

受到赞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描写了四位母亲在旧中国的苦难经历,充满了东方色彩,迎合了美国广大读者渴望了解神秘的古老中国的心理;

2、展示了东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华裔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艰难求索这一富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主题;

3、证明了在好莱坞打拼的亚裔女演员的成熟演技。

《喜福会》讲述了八位女性的故事。

虽说影片在讲故事的形式上略显平庸,可至少每个女性的面目是清晰的。

八位女性的生命都与东方,准确地说与中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中国在这部电影中,对于四位母亲来说,是一个肉体逃离的场所,赴美之旅使她们自我“解放”的起点。

对四位女儿而言,中国则是一个心灵逃离的场所,她们需要脱离宿命,在内心上强大起来。

两代人之间的交流障碍,首先来自语言。

语言的使用正是文化差异的外部表达。

众所周知,语言作为一种信号,反映出文化成见和约束了人们的思考方式,而且在意义通过语言的编码过程中,语言外部的情景极为重要。

片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使在家庭中,所有成员的对话都是使用英文,但母亲们的英文中总会夹着些许的汉语词汇,特别在她们急于表达某种意义的时候。

我们相信,对于母亲来说,中文永远是她们的母语,就像中国永远是她们心灵深处的家。

只要她们愿意,这语言随时能够从她们嘴里流利而出。

所以苏坚持办着“喜福会”,因为这是母亲们心中传统文化的栖息之地。

让她们这群身处异国他乡,徘徊在主流文化边缘的异乡人,可以穿起中国服装,用母语闲聊、讲故事,在强烈的本土文化氛围中感受精神上的慰藉。

可是对于她们的下一代,她们却忧心忡忡,虽然她已经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但却轻忽了她们来到美国的梦想。

这些第二代移民随着年月的增长,甚至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本来是个中国人。

她们不再使用中文,而是用流利的英语进行交流。

即使在打麻将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场合,她们也不允许母亲们在和她们的交流中夹杂中文,因为她们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在作弊。

语言的不通,自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母女之间信息交流的闭塞,直至双方都陷入沉默。

片中,母女两代人的误解和隔膜是在跨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因而这种矛盾冲突不仅仅是通常的“代沟”可以涵盖的,它体现了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文化权力冲突。

而女性认知,也是本片需要重点强调的一个亮点。

旧中国的妇女,与美国的新时代女性,绵延半个多世纪,甚至将近一个世纪,女性在不断的找寻自己的位置。

从被压迫与被欺凌的旧中国,到女性可以参与社会事务与男人平起平坐的、号称世界上最民主最开放的美国,可说是两重天。

《喜福会》给了我们展示女性地位变化、人格命运演变的最好的舞台。

女性找到真实的自我了吗?

从外表上看,女儿们不再有母亲所要经受的父权与夫权的压迫。

精神上,女性自身对自身的束缚,却并未远离。

从血缘中,从慢慢追述的历史中,母亲们期望着的是,自己身上的悲剧不再重演,可是那些创伤已经渗入她们的骨髓。

在对女儿们的教育中,她们将那些过高的期望、被压迫者过分的敏感与自尊一股脑压在女儿的身上,结果,造成了母女之间深深的隔阂,以及女儿残缺的人格。

心灵上的弱者,是真正的弱者。

回看母亲当年,面临着体制的社会的压迫,她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了抗争,并成功地从那里逃离,为自己找到了自由,而她们在女儿的心里造成的伤口,却令女儿们找不到自己。

结果,四个女儿都走了弯路,或者婚姻不幸,或者生活失去目标。

之所以成了“不完整”的人,是因为她们的人格不完整,是扭曲的,一直都为别人活着,或者是为母亲,或者是为丈夫,而从未想过按自己真实的意愿去活。

母亲们后来意识到了这种伤害,由于过高的期望,或者自己残缺的人格对女儿的影响,她们向女儿们伸出了手,鼓励她们。

女性与女性最终不再对立,而是成为伙伴,这是摆脱弱者地位的一剂良方。

弱者的地位,如果是预先在心里就为自己设定了,那就势必无法摆脱,而女性的抗争首先要从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开始。

意识到自己不是弱者,是平等的人。

只有有了这样健康的心态,女性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任何疤痕皆是如此,疤痕会自行愈合,以保卫极度的创伤。

而一旦它愈合了,你再也看不见内层,看不见创痛的本源。

——谭恩美

或许正因如此,《喜福会》在探讨女性意识流变与挣扎、女性发现自身价值,挺起胸膛为自己活的意义才会如此深入人心。

这样的勇气,不独对女性,对每个弱者都有着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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