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三部片。

一部《我和我的祖国》，一部《攀登者》，还有一部《中国机长》。

我们一个一个，挨将说来。

第一部，《攀登者》。

像另外两个片一样，它不差人：吴京、章子怡、张译、井柏然、胡歌、王景春以及客串的成龙，几乎都能独挡一面，成为票房保证；

也像另外两个片一样，它不缺真实事件的底子：电影改编自中国登山队在艰苦年代，登顶珠峰的真实历史事件。

1960年，方五洲（吴京饰）、曲松林（张译饰）、杰布（拉旺罗布饰）三名国家登山队员在国家最艰难的时期，成功从北坡登顶珠峰，但此次登顶由于没能留下影像资料而不被国际承认；

十五年后，国家重组中国登山队。

于是，在总指挥赵坤（王景春饰）、副总指挥曲松林的指挥下，由方五洲的恋人徐缨（章子怡饰）带头的气象小组的协助下，方五洲带领摄影师李国梁（井柏然饰），杨光（胡歌饰）、林杰（陈龙饰）等一众登山队员，再次冲顶珠峰。

可惜的是，这部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体的电影，最终却败给了一个香港动作片导演，李仁港。

出品方找香港导演来拍这部主旋律题材的《攀登者》，显然是想让电影偏向商业化，更具视觉观赏性，吸引更多的观众去影院消费。

不料编剧阿来和导演李仁港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不想让整部影片看起来像片中的珠峰那样冰冷无情，于是臆造了大量的感情戏穿插其中，意图让观众不仅能看到登山队员们在艰苦岁月的拼搏精神，还能看到他们的儿女情长。

但一不小心，做得太过了。

香港导演可能无法切身理解，那个年代人们愿意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纯真的集体主义心理，因此在输出其对主旋律的刻板经验的同时，试图加入更多人性的东西。

而在整体叙事逻辑薄弱、叙事背景过于扁平的情况下，枝枝蔓蔓的情感线索不仅会分散叙事的注意力、破坏节奏，还会消解影片的历史厚重感，从而削弱真实历史的精神力量。

这份厚重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历史真相的依托。

珠穆朗玛峰位于中国与尼泊尔的边境，两国关于边境问题时有龃龉，当时的攀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珠峰的归属权。

为了捍卫国家主权，保持共和国在与苏联交恶的特殊历史时期的独立性，国家才组建登山队奋力在中国境内登顶，打击境外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

一方面，脱离务实的政治目的，这是对民族历史真实的扭曲；另一方面，过于强调电影的主旋律气质，则不免流于喊口号。

但可怕的是，导演将口号式的主旋律都拍得支离破碎，甚至不伦不类。

电影将原本极具感染力的、震撼人心的历史真实改编成刻意虚构的戏剧情节，又拉扯出一条喧宾夺主的爱情线索，使整部影片丧失原本该有的精神气质。

再加上片中声画错位与后期改动台词导致的口型不对位，以及大量破碎的镜头带来的视觉割裂感和崩塌的世界观等硬性缺点都在说明——

《攀登者》并没有完成类型电影的商业化操作。

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电影格局的收缩，香港导演对革命年代的大陆缺乏深刻的认识，意识不到位，导致影片在触及革命叙事的本质问题时，始终处于前后矛盾的状态。

这又说明，《攀登者》作为主旋律献礼片，也是不合格的。

而电影高唱英雄赞歌的表征，不仅没有缓和这种混乱，还暴露了导演挖掘深刻主题的能力的缺失。

这在影片中主要体现有两点：

一，是对个人情感与集体责任关系的描述。

二，是对个人生死与国家利益关系的讨论。

首先，方五洲与徐缨之间无处安放的感情，在革命事业面前是无足轻重的。

在那个全国人民全心全意投入祖国发展建设的年代，将个人情感上升到与集体责任持平的高度是不合时宜的。

而且，个人情感与家国情怀从逻辑上来说并不相悖，起码影片并没有强调两者之间的外在冲突，而更多表现的是个体的心理博弈，放眼叙事的整体环境，这种设置未免显得有些矫情。

如果说电影前半段塑造的两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戏码，尚有一定的戏剧张力，那么到了后半段，就有些胡乱使力：

人物背负了集体责任之后，还要继续承受个人情感的压抑，就消解了国家使命的神圣性，分散了人物对祖国事业的专注性，以及削弱了事态的紧迫感。

甚至在结尾，方五洲登顶在即，徐缨为了提供实时的协助，而无视组织纪律执意上山，导致自己生命垂危，两人又上演了一场跳脱现实环境的“珠峰绝恋”。

这一重头戏，在影片即将到来的高潮时刻，不仅拖沓节奏，以韩式狗血的方式冲淡了主体叙事，顺带也将革命先驱们献身国家的单纯性与无畏性，冲刷得支离破碎。

这又和主旋律电影类型相悖，而且是蒙蔽历史现实的。

而所谓横亘在方五洲与徐缨两人之间的心理大山，也没有与现实中的珠峰形成紧凑的互文关系。

因为他们的爱情在克服真实的高山之前，就已经从高潮滑落，仅剩一个概念的空壳。

之后登山队登上峰顶时，主体叙事的节奏已然断裂，只能在高昂的背景音乐与一片成功的欢呼之中重新找回主旋律，蒙混过关。

尽管电影没有明确地提出关于个人情感与集体责任的取舍问题，但过多着墨于方五洲与徐缨的爱情纠葛，已经暴露了导演的游移态度。

刻意将徐缨的牺牲与方五洲的无畏包裹在情感的外衣之下，也反映了导演对革命年代家国情怀坚定信念的缺失。

当然，这并不是说主旋律电影中不能出现爱情，而是这些情感应该为电影的整体叙事服务，不能本末倒置，破坏宏观的叙事节奏。

片中另一条感情线，摄影师李国梁与藏族女孩黑牡丹的暧昧关系，有别于方五洲与徐缨的苦情戏，气质更接近于青春偶像爱情。

在那段历史中，中国登山队最终能成功登顶珠峰完成国家使命，完全离不开藏族同胞的倾力相助。

然而导演又回避了民族团结共同奋斗的历史话题，让影片中的藏民自始至终处于背景状态。

也就是说，除了杰布，其他藏民角色都只是环境的一部分而毫无能动性可言，包括黑牡丹这个人物，换成一个汉族女孩也不会对叙事产生影响。

导演用黑牡丹与李国梁的情感关系，象征民族一家亲，再一次分散了主体叙事的精力。

另外，黑牡丹与李国梁情感的发展，并非革命情谊的升华，也不像方五洲与徐缨那样有深厚的情感基础，而是青春小说式的一见倾心。

而且，为了延伸这条情感线，导演让黑牡丹在登山前的集训中为李国梁放水。

这种缺乏大脑思考的做法，从现实逻辑上来说，是在拿李国梁的生命做代价，从叙事的角度来说，又有损登山的严酷性。

好在在副总指挥曲松林的严厉批判下，将人物关系向主线上稍微拉回了一点。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导演制造偶像剧烂俗情节的步伐，两人在混乱之中掉入冰缝之后，黑牡丹反复为已经清醒过来的李国梁做人工呼吸的场面，更是将这种情节推向高潮。

在李国梁意外牺牲后，作为后勤人员的黑牡丹莫名成为登山冲锋小队的成员，代替李国梁登顶珠峰，完成整条副线的叙事。

但再一次的，情节线脱离主旋律成为独立生长的青春偶像情感大戏，可谓无组织无纪律。

导演将个人情感与集体主义放在天秤的两端，试图一分轻重。

为了让这一目了然的轻重较量，来得煞有介事，导演的做法是，先执着于令人迷惑的感情戏，再回头来重拾家国情怀。

结果导致最后的胜利，在最后的振臂高呼中敷衍了事，孰重孰轻全然不知。

类似的情节还有杨光为父亲而登山，这个人物从头至尾都没有提到对他们寄予厚望的国家，而反复强调登山的执念是为向死去的父亲证明自己。

杨光的原型人物夏伯渝是在1975年攀登珠峰时，把睡袋让给一位丢失睡袋的藏族同胞，而导致双腿冻伤，不得不截掉一双小腿。

到了电影中，导演却安排杨光意外踢翻热水烫伤医生后，才撕下一半睡袋给医生保暖，导致没有睡袋保护的双腿冻伤。

原本高大真实的人物受到了极大地矮化，结果既没有使人物更加饱满，又让他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主旋律电影中并不是禁忌对情感的表达，而需要注意的是情感线索有没有很好地融入到主体叙事中去，为主题服务。

类型的杂糅也不能导致整体的混乱，最终形神俱散，不知所云。

其次，影片还涉及了对个人生死与国家利益关系的讨论，这主要体现在方五洲与曲松林的人物关系上。

在退为电影叙事背景的1960年中国登山队第一次登顶珠峰的过程中，方五洲为了搭救曲松林而放弃滑向悬崖的摄影机，导致此次登顶没有留下国际公认的影像资料，登山队的壮举也一度受到人们的质疑。

曲松林对方五洲没有保下摄影机，导致自己记录影像资料的任务没有圆满完成而一直耿耿于怀。

他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完成历史使命的信念因方五洲的“仁慈”而不得贯彻实践的隐痛，使他在十五年后指挥国家重新开展的登山计划时变得格外激进。

曲松林不顾方五洲稳扎稳打的劝告，执意让李国梁在方五洲受伤后无人领队的情况下临危受命，进行再一次的登顶尝试。

尽管其中铺垫了这次尝试的诸多风险，导演还是选择用一次意外来推进情节发展。

李国梁率领的登山小队成功登上第二台阶，离峰顶只有几百米之隔，却因为急于庆功而没能躲过突然砸落下来的氧气瓶。

在面对个人生死与国家利益的抉择中，李国梁像曲松林当初想做的那样，毅然选择后者，交出摄影机，割断绳索，壮烈牺牲。

在这里，李仁港导演不仅执意用一次不知所谓的意外事件来表现个人为国家牺牲小我的民族信念，令人难以信服，还将这次意外表现得极其荒谬，令人困惑。

李国梁吊在悬崖边，三个队友合力也无法将其拉上来，而在他交出摄影机英勇就义之后，也吊在悬崖边的队友却被剩下的另外两名队友合力拉上来，如此看来，李国梁的牺牲完全是导演刻意安排，这是其一；

接过李国梁用生命换来的摄影机，剩下三名队员没有继续完成登顶任务，而直接跳过此次行动，让李国梁白白牺牲，这是其二。

而就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意外牺牲，使曲松林面对转眼运回来的李国梁的尸体幡然醒悟，人物瞬间转变，令人大跌眼镜。

曲松林也终于明白了方五洲的良苦用心，两人之间的隔阂也就即刻冰释，剧情在长期的停滞中飞速前进。

但仔细想想，两人的历史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曲松林当下的转变和当年没能为国捐躯的遗憾毫无关联，更不知这种深度和解从何谈起，人物形象倒是转变得彻彻底底。

其实导演想说的很简单，就是个人应该将自己放置在国家利益之后，为了祖国的强大，在必要时应该具备牺牲自我的坚定信念。

但是，李仁港导演就连这主旋律电影中最基本的意识形态，都没能表达清楚。

纵观全片，导演在个人情感与集体责任之间过于渲染爱情，使影片整体脱节。

又在个人生死与国家利益之间片面强调革命情怀，缺乏说服力，不仅前后矛盾割裂叙事，意识空泛后劲不足，更使主旋律徒留空响，商业改造难圆其说。

唯一可取之处，只剩下演员在极大的创作限制之下和恶劣的拍摄环境之中，还能保持较高水准的职业姿态，以及电影引起人们对那段艰苦的国家历史与可敬的民族英雄们的关注与缅怀。

而影片七零八落的叙事结构与闪烁其词的主题要旨再次提醒我们，改编不是胡编，这种厚重的历史题材电影，不能交给对中国革命历史一无所知的导演。

1975年，在中国登山队第二次从珠峰北坡成功登顶时，在 “第二台阶”的岩壁上架起的一座高近6米的金属梯，成为后来登山者们北坡登顶的必经之路，他们称之为“中国梯”。

而《攀登者》作为一部主旋律商业大片，离登顶成功，恐怕还差着不止一把“中国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