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0 日，就在跨年夜的前一天，2020年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的论坛单元在北京朝阳大悦城的单向空间举办。
2020年是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走过的第四年，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展映、创投和论坛单元不得不分开举办。此前，展映和创投已分别于9月和10月在成都和北京顺利落下帷幕。而就在2020年的跨年前夜，论坛单元的活动也画上圆满的句号。
本次的论坛活动共有两场，分别为“ 性别的检视——当代女性创作者的主动与被动”，以及“Her Voice 山一说：中国幕后女电影人论坛” 。这两场论坛分别邀请到不同行业和领域的女性创作者们，从她们的视角出发，去畅聊自己作为女性的“性别自觉性”、有关艺术文学创作中的女性视角问题，以及身居幕后的女性电影人们在职场和创作中经历过的一系列问题等等。
在下午那场名为“性别的检视——当代女性创作者的主动与被动”的论坛中，邀请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影评人/策展人苏七七、译者/作者于是作为嘉宾，以及《单读》的主编吴琦作为活动的主持人。
▲ 从左往右： 吴琦、张莉、苏七七、于是
文学和电影在不同纬度上都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有关性别议题的书写也自然成为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几年由于女性主义意识的崛起，关于作家/导演的性别身份也自然形成了一个被广泛探讨的话题。 女性身份就天然地带有明显的性别视角吗？女性创作和女性主义意识下的创作又是一个概念吗？ 这些问题在当天的论坛上都纷纷得到了讨论。
几位嘉宾首先分别分享了2020年疫情自爆发以来，自己所在的行业领域受到的一些影响，以及疫情给她们带来的心得体会。
张莉首先分享了她的一项科研成果，即她从2018年开始的一项“性别观”调查。她选择了127位中国最有代表性的70-90后作家作为受访者，询问了他们一系列有关性别方面的问题，试图去总结梳理这些不同作家的性别观差异。同时，她还联合《十月》杂志，邀请了13位作家，编写了一个“新女性写作专辑”，旨在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女性的声音和立场被更多人所关注。
苏七七则开玩笑地表示，上半年赋闲在家的时候，她的生活几乎是很自然地转变成某种“传统女性生活”的日常，这引起了她的警惕。而下半年当生活逐渐回归正轨时，她的身份也逐渐回到了影评和策展的相关工作。在她的观念中，家庭日常生活之确幸美好，对于女性来说是具有一定诱惑力的；但是公共领域的进入权与发言权，这才是女性们应当珍视的来之不易的权利。所以， 女性在传统的身份中找到成就和乐趣的同时，也不应该放弃时代给予的更多的机会和空间，去找到一番更广阔的天地。
于是也分享了她过去一年的经历。上半年在家翻译了《使女的故事2》，这个故事令她感触很深，她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发现这本书的意义，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们知道如今的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
除此之外，几位嘉宾也都分享了自己对于女性创作者和女性主义创作者之间的区别。
张莉最先提出了一个需要被“厘清”的概念，即 人的生理性别与创作者性别并不等同。 她提到，早起的一些男性知识分子，如鲁迅、李大钊、叶圣陶等等，他们同样具备非常强烈的女性关怀意识。再比如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末路狂花》，虽然是出自一位男导演之手，但很明显这是一部女性主义作品。
她说道： “真正的女性写作，不是单纯抒发个人的忧愁，而是对现状的整体性反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正的女性意识，是非讨好、非谄媚的，天然带有一丝冒犯性。” 她还提到了最近网上很火的脱口秀演员杨笠和她的段子。
苏七七则从女性创作者的身份出发，聊了聊她所看到的当下女性导演的作品。她说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导演正在逐渐浮出水面，不论是参加创投还是投身创作，这无疑是一个好的现象。而今年从影展上看到的几部优秀的电影，无一例外都是出自女导演之手，如《汉南夏日》、《妈妈和七天的时间》等等。不过，她也认为 从性别出发是很有意义的切入角度，但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必须的出发点。
最后，于是也补充道，如今的女性主义创作，往往在向读者或观众表明“能看到什么，应该看到什么”，但她觉得更重要的是， 不要让大家“误读”，这比单纯地“看到”更重要。 如今的年轻人创作天然带着性别意识，但并不是每一次的创作都要有明确的性别立场。 “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一定不是对立，而是平权。” 她说道。
如果说下午的论坛主要是在分享电影文学创作者在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概念上的某种认识的话，那么晚上的有关女性幕后电影人的分享论坛，则更多地聚焦于女性电影人在工作中真正遇到过的现实问题，更具有“实践性”的指导意义。
晚上的“Her Voice 山一说：中国幕后女电影人论坛”上，论坛的联合发起人耐安与四位优秀的幕后青年女电影人，包括电影录音师龙筱竹、摄影师邓璐、剪辑师刘新竹、调色师付舒相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和交流自己作为女性在电影幕后创作中的艺术力量。有趣的是，几位女性也分别代表了电影在创作过程中的几大重要元素，包括声音、画面、蒙太奇和色彩。
▲ 从左往右： 耐安、龙筱竹、邓璐、刘新竹、付舒
当聊到自己进入这一行的经历的时候，几位都纷纷回忆起给自己留下最深印象的一部电影，某种意义上也是带领她们进入这一行的一部“引导之作”。
龙筱竹称毕业实习时参与的一部作品《鸦片战争》，让她真正意识到了电影的魅力，也是让她下定决心想要成为一名混录师的时刻。她激动地表示：“当我进入混录棚的时候，面对着荧幕，所有人物和环境就鲜活得仿佛亲身经历一样。然后你在调音台后面，像指挥家一样去掌控每一个声部，每一个素材。那一刻，我瞬间就被击中了。”
而邓璐进入摄影这一行的经历则更为曲折，学过动画、拍过剧照、从摄助开始，再做焦点，一点一点往上走，最后终于走到了摄影的位置。
在邓璐的理解中，很多时候女性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出于所谓的性别歧视，更多地还是出于互相不了解导致的。因为各种原因，以前这一行的女性工作者相对来说的确比较少，但技术的发展为女性从事之前不适合的职业提供了机会，所以 当你入行之后，如何获得更多的机会，如何洗刷掉别人对于女性“不适合”的刻板印象，这些问题才是更需要每个人去思考的。 跟性别没有太大关系，更多地还是要靠自身实力。
刘新竹则表示自己是看好莱坞电影长大的，而第一次让她打开新世界大门的片子，则是一部三小时长的片子，尽管中间看睡着了好几次，但是仍然给了她很大的触动。之后，她也合作过一些年轻导演的长片，如《路边野餐》、《老兽》、《小伟》（原名：《慕伶，一鸣，伟明》）等，机会也多了起来。对她而言， 剪辑师这重身份带来的，是可以坐在房间里“旅行”，窥探不同导演的内心世界。
最后一位分享的付舒，也和大家讲述了她的经历。当时，学动画的她在一次拍摄经历中负责剪辑和调色的工作，为了做好自己的部分，她反复向人请教，最终甚至离开家乡成都来到北京去学习积累经验。在小公司工作2年，到给电视剧调色，再到因为太努力而得到了给电影调色的机会，付舒坦言自己是因为坚持才得到了这样一份工作。
主持人耐安也提到，通过今天几位女性电影人的分享，可以说是“英雄不问出处”。 女性电影人如何在工作中体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如何面对工作中自己的性别所带来的种种困境，这些问题很难一时间找到答案，但通过提出问题，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如今的这种现象，某种意义上也仍然促成了一种意识的进步。
随着晚上幕后女电影人论坛的结束，这一届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也正式落下了帷幕。在疫情爆发的2020年，影展的举办也经历了不少挫折，好在最后是在这样一个温馨的跨年时刻，让一切活动顺利圆满地完成。
2020年对于所有电影人而言都是极为特殊的一年，从178天的行业停滞，再到复工后中国市场成为全球第一大票仓，这一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 站在2021年的开头，回顾过去，也展望未来，有太多的问题等待着被解决，但好在电影人们仍在坚持。 借由这次的论坛，既是给所有人的鼓励打气，也是对未来的某种期许。让我们满怀信心，迎接接下来的各种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