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亿，这是春节档黑马《流浪地球》的最新票房成绩，另一部宁浩导演执导的《疯狂的外星人》票房则已经突破21亿，打破了导演宁浩的电影票房纪录。

看起来，中国科幻电影的高潮期正在到来。在《流浪地球》之后，《拓星者》《上海堡垒》《明日战记》等多部科幻电影都在进展当中。相对于之前科幻电影导演们对于市场反应的不确定，《流浪地球》的成功已经为后来者们探索了前路。

3月2日，「三声·新青年沙龙 」邀请了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总经理张苗，腾讯影业副总裁陈洪伟，科幻作家郝景芳，科幻冒险片《拓星者》导演、影评人张小北，未来事务管理局“局长”（创始人）姬少亭，电影制片人关雅荻，共同探讨中国科幻影视的发展。

《流浪地球》的成功，正在迅速卷起一股科幻影视热潮。一夜之间，影视行业“冒出”了许多要制作科幻大片或者科幻剧集的声音。但沙龙的嘉宾们几乎一致认为，《流浪地球》几乎无法复制。知名影评人张小北表示，做这样的一部电影是对中国电影工业的全面考验和一次很难复制的冒险。

“客观来说，很难复制《流浪地球》。但如果能从情感，到奇观再到社会心理价值这几个层面上创作电影，还是会有更好的作品出现。”腾讯影业副总裁陈洪伟表示，最重要的还是正心正念的回到创作本身的规律上，是不是它是一部好的作品，取决于作品本身的情感表达，戏剧结构，故事的张力，能呈现技术的实现度，不要过分追求盛行的电影类型。

科幻作家、《北京折叠》作者郝景芳则认为，如果能够做到既具备新奇的科幻设定，又有让中国观众内心产生共鸣的故事内核，就有成为受欢迎的科幻电影的基础。

“科幻电影肯定到了一个爆发期了，”张苗认为，越是这样，每一个影视行业的人，越应该准备用科学积极的态度迎接这个浪潮。作为《流浪地球》的制片人和总发行，张苗透露，北京文化针对这个科幻影视爆发期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已经在科幻领域扎根多年，与刘慈欣、韩松等国内知名科幻作家都保持密切合作的未来事务管理局“局长”姬少亭，则把更多着眼点放在90后、00后一代，她指出，90后和00后人群从小成长在接触科幻的氛围中，而且对中国国家的认同感强烈的多，所以未来这一人群对中国国产科幻消费的数量，非常具有爆发性的想象力。

回到现实，《流浪地球》的成功不仅证明了当下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逐渐成熟，也让科幻这一类型片突破了小众圈层。但科幻电影在中国的发展仍道阻且长，技术资金错位、工业化制作经验欠缺，资金周期长等问题都是仍横在创作者们面前的大山，如何攻克这些难题？如何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文化？如何与中国观众建立情感联系？

以下是「展开科幻的翅膀」三声·新青年沙龙圆桌论坛的部分内容整理，未经嘉宾确认：

中国科幻产品消费会有爆发性增长

关雅荻：各位最早是如何与科幻及《流浪地球》结缘的？

张苗：我最早看过的科幻剧是《大西洋彼岸来的人》和《超人》。能与《流浪地球》这个片子结缘，首先源于基本的使命感。我在2016年知道这个项目的时候非常高兴，但是半年过去，这个项目遇上了不少困难，当时我觉得这个片子值得让有使命感的电影人搏一把，因为这是我从业以来听过最好的科幻故事，这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也是一个机会，于是我就全力以赴陪着郭帆导演一起走上了科幻创作之路。

陈洪伟：我看得最早的科幻电影是《霹雳贝贝》，后来从初中到高中都一直很爱看科幻，当时课外最爱看的是《科幻世界》。我高考那年，北京高考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是唯一一年高考作文题涉及科幻。后来做了多年电影，我发现科幻电影是电影工业的集大成者。

所以抱着对于科幻电影的极致追求，我也希望能参与到科幻电影中来。在《流浪地球》之前，腾讯影业也涉猎过其他科幻电影项目，包括《毒液》《大黄蜂》《终结者》系列的海外投资等。国内科幻电影我们也有过布局，包括张小北导演的《拓星者》。

中国科幻真的是从头开始，郭帆导演的不容易我感同身受。目前中国依然缺乏科幻电影需要的工业基础，缺少核心的主创人员、导演，哪怕最基本的技工也是缺乏的。现在我们在不同的科幻电影上都有尝试，但是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探索。

腾讯影业副总裁陈洪伟

张小北：从小我就是科幻迷，有幸一步步走向了科幻电影制作。从小我就看了很多凡尔纳的小说，后来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国内引进翻译了一大批苏联和美国的科幻文学，我也看过不少，科幻电影我最早看过的是《珊瑚岛上的死光》。我是从四个现代化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工业化的东西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经历的一部分。

不过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幻电影，到了2000年初，出现了刘慈欣这样优秀的科幻作家，科幻文学的水平一下子就上去了。当时我就想既然有这样的基础有没有可能在电影上往前推进，但现在看来当时太着急，步子迈得太大。后来随着对中国电影和科幻的了解，有了前进的方向就一边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另一边耐心等待合适的条件。现在终于到了实操阶段，我们有着一点明确的共识，就是先做好电影，再去讨论它的属性，不用着急，按部就班。

坦率地说，拍每一部都很难，难就难在没有参照系。三年前我们想做科幻故事的时候，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不确定中国观众对于科幻故事会是怎样的感受，当时只能凭着直觉往前走，必须要冒风险。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了很多技术上的难题。科幻电影是在电影工业金字塔塔尖的位置，它是目前所有电影技术的综合体。

中国近十年来电影工业体系的发展有了一定基础，但是这套体系没有经过实践。我们只能确定做到什么样的效果需要多少钱、多少时间、找哪些人，但是真的要进入实操环节需要是需要市场反馈的。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只能凭着勇气和直觉走，相信自己能做成，才有可能做成。

关雅荻：刘慈欣老师认为科幻很快就会没落，您怎么看？

姬少亭：这一点他在领克拉克奖的时候也曾经谈过，这一奖项还是比较鼓励科幻作家写作富有冒险精神的硬科幻作品。但是现在国际主流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近几年雨果奖的获奖作品就都是在讨论人性、人权和环境保护，大家觉得有责任去讨论这一话题。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社会语境下来说，关注的点和西方还是有偏差。

刘慈欣所说的“科幻走向没落”的趋势是在全球的语境下，毕竟科幻的主流仍然在西方，他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变化。但是我觉得目前科幻在中国并不会没落，而且很有可能在中国走向黄金时代。因为在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态下，我们还是会去思考科技和人的关系，依然用这种科幻的方式去讨论。

郝景芳：在任何一个时代，科幻作为文学作品，都不可避免地要跟这个时代的人内心关注的东西产生共鸣，大部分作品都会这样。大刘所说的这个情况，国外的科幻小说界不再关注遥远的技术，而是关注人权和环保，肯定是因为这些话题就是当下他们社会最关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作品写出来就是要在社会语境中被人阅读。

在中国从来就没有那么多人关心大的技术发展变迁，纯科技的想象在中国并没有社会基础。本身科幻就并不大众，所以就不存在没落之说，因为还没辉煌过，仅仅就是有一点种子。大刘还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科幻小说未来可能会变成一个科幻影视的种子期，科幻小说很可能失去自己的独立地位，写科幻小说更多的是给科幻影视做服务。

总的来讲，科幻影视在未来中国可能会像好莱坞科幻影视大片一样，很能赚到钱，但是科幻小说以后也赚不到钱，因为文学和影视这两个大的门类不一样。在美国很多科幻获奖作品一年卖几千本作家就很高兴了，所以卖书卖不出去，在哪儿都是一样的。这是现状，要认清现状。小说这个文体在未来也不是一个大众文体，写科幻小说更是一个小圈子的事儿，这和影视本身是一个大众文化是两回事。

科幻作家郝景芳

关雅荻：中国的科幻迷是怎样一群人？你觉得科幻迷近几年有什么样的变化的趋势吗？

姬少亭：我觉得有两种人是消费科幻产品的主力，一种是对科技非常感兴趣的人。我做记者的时候，接触到大量科技工作者，从技术人员到投资者各个圈层，他们很少有人说自己不喜欢科幻，不接受科幻产品。因为这部分人是高知群体，他们愿意消费高定价产品。另一部分人则是90后00后，他们在成长中解除了很多科幻产品，而且对于国家的认同感比前辈更加强烈，因此中国科幻产品的消费数量一定会有爆发性增长。

“《流浪地球》的意义超过电影本身”

关雅荻：《流浪地球》这样的科幻作品突破了圈层，可以从制片和投资的角度谈一谈吗？

张苗：2016年我们决定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判断市场接受科幻作品的时刻到了，因此我们承担了所有预算超支的风险，主控营销和发行。在制作的时候，郭帆跟我第一次分享这个影片，我说我最关心这其中有没有中国式的情感，他告诉我是有的。后来剧本更替了很多次，这种中国式情感体现地更加明显，这是我觉得片子能破圈的重要原因。

另外，在宣发中非常重要的两点：一就是商业类型的建立。很多人认为科幻片这一类型是负分，但是我充满自信地主打这一点，这是来源于对于产品本身的认知。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宣传中重点突出了中国式情感，就是家人和亲情。因为我们说它具备了成功的中国影片的三要素，层层递进，强刺激、强共鸣和强共情。

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总经理张苗

陈洪伟：腾讯影业是后期进入的，不仅仅是作为投资方，我个人也非常希望《流量地球》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因为这部电影有超过其本身的意义。在电影点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馆馆长，科协各个领域的部长，还有不少航天领域的专家，没想到他们说都是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自己找票来看的。

在我个人看来，中国式情感是在春节档这样的观影时间里拿下市场份额的重要一点，另外科学幻想设定本身也有很强的奇观属性，因为电影就是满足人们没看过的欲望。再往上一层来说，这部电影还提供了集体的社会心理价值，它展现出了和西方科幻电影不一样的价值观，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心理主导，这是一部在社会心理价值上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电影，所以我觉得客观来说很难复制《流浪地球》。但是从情感到奇观再到社会心理价值这几个层面上创作电影，我觉得还是会有更好的作品出现。

关雅荻：小北导演也好几次去了《流浪地球》剧组探班，想听听你近距离观察后的感受，以及你认为中国科幻电影时代到来了吗？

张小北：探班的时候，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做这样的一部电影是对中国电影工业一个全面的考验和一次很难复制的冒险。在中国做科幻，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就是永远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好准备，尽管如此还是要硬着头皮上，否则会丧失勇气。

我在郭帆导演这里学到的最大经验就是如何有效管理复杂的制片流程，剧组中20多个副导演每个人都需要管理很多部门，都是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例如在电影中有个镜头出现了非常多屏幕，为了让每个屏幕中都真实显示内容，UI（电脑界面）组的小伙子们四个月关在房间里，永远有个醒着的人在干活，基本没怎么见过外面的天。要是换成我早就崩溃了，但是他们坚持下来了。我相信那种在剧组中同心协力的氛围对大家的感染力，大家因为喜欢科幻才聚到一起，不是把他当成工作而是当成热爱的事业来做。

从这个电影中我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还是中国观众对于科幻电影的反应是怎样的。之前这是个谜，但是这部电影上映后，我们知道哪怕普通观众对于科幻也会有共鸣，我们有了信心。之前我们不知道，中国人碰到没有吃过的东西能吃吗？好吃吗？怎么做才能好吃？《流浪地球》一次性的把这三个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现在就知道的是，我们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怎么把它做的更好吃，因为前面的可行性的问题全部都解决完了。

导演张小北

关雅荻：过去几十年的真实生活和你们在科幻中预想的进程有反差吗？

郝景芳：说实话，科技进步的速度要远慢于我原来的预期。量子方面的有一点实验性的突破，但是离真正大规模引起社会变化还很远。唯一一点突破可能就是人工智能，但是这是赶上了人工智能发展的黄金期。但是总的来说，社会结构的变化还是领先于技术发展的。其实现在看欧美的社会发展已经很缓慢了，我们可能过20年发展速度也会放缓。

姬少亭：不同的科学分支，发展速度差异会比较大。几十年前科幻黄金年代对今天的想象就是航天的发展，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很容易就出了太阳系了，但是今天看来还是很难，去趟火星，不止是贵，在技术上也比较难做到。人体冷冻也没有实现，这意味着长途星际旅行很难。但是在细分领域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转基因人类，以前人们幻想能够通过基因变成超人，但是在伦理限制下这种尝试被禁止，而后有被偷偷实践。从这里你可以看出科幻对于社会的责任，就是预料可能糟糕的未来。

未来事务管理局“局长”姬少亭

关雅荻：我记得有个说法，科幻的重要功能就是预防人类进入糟糕的未来。

姬少亭：其实科幻很难预言未来。因为人类社会发展是非常复杂的进程，不太有可能给出预言，但是能给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把坏的可能写出来做出预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采取怎样的行动，这就是科幻的作用。今天的科幻应该为未来思考什么，这是现在的一个重要议题。比较有趣的一点是以前我觉得很难为科幻作家争取到科技资源，但是现在会有资源主动找上门。比如说国资委希望国企向科幻作家开放，航天、中铁等都希望和科幻作家有交流。现在的一批科幻作家发展起来以后，关注的就是当下，会对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最重要是回到创作本身的规律上”

关雅荻：随着《流浪地球》走红，可能会出现一波科幻电影浪潮，您怎么看？

资深电影人关雅荻

张苗：北京文化除了在《流浪地球》有布局之外，我们在这一个类型上有一套组合的布局，我们目前已经拍完了另一部轻科幻现实主义的片子，尝试在科幻这个类型上走地更加扎实。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个爆发期以后我们并不会盲目跟风，而是在准备充分以后走得更稳。北京文化对于电影不仅仅是过过手，而是过心过脑，从头到尾陪伴电影成长，用相濡以沫的态度为好的作品和创作者保驾护航，因此在爆发期也希望同行以积极科学的态度去面对。

陈洪伟：腾讯影业今年将推出电影《拓星者》，另外在其他多部科幻电影上也有布局。例如腾华涛的《上海堡垒》，陆川导演的《七四九局》。我觉得大家要以冷静和理性的态度来看待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是不容易复制的，它的成功有很多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科幻电影所以成功了，它本身也不是单一的科幻类型影片。

不管你是是否在做科幻电影，最重要的还是正心正念的回到创作本身的规律上，是不是它是一部好的作品，取决于作品本身的情感表达，戏剧结构，故事的张力，能呈现技术的实现度。而不要过分追求盛行的电影类型，如果你能在专注的电影类型中做到极致，那么你都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的，可以获得更高的票房。

现场互动问答

观众：什么样的电影可以称为科幻电影？

姬少亭：是否是科幻电影，取决于科幻的元素是不是真的推动剧情，在设定中是否是必须存在的，例如像《触不到的恋人》、《时间旅行者的妻子》我觉得都是好的科幻爱情电影。我认为能够带来就是这种新体验的都算是科幻，如果说它更加能够做到一点是说它能够撼动我的世界观，那就是最有意思的科幻。

此外，我觉得观众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期望，接下来的几个片子上映之后，观众一定会拿它跟《流浪地球》做比较，会引发观众对科幻的讨论，长期来看，必然是有益于中国科幻电影发展的。我有勇气说今年就是科幻元年，但是并不意味着说接下来每一部电影都会非常好。我也特别期待接下来会出现中等水平特别差的电影，这样会推动观众对科幻电影的教育和认知，也会加深科幻电影团队的历练。

观众：科幻作品本身就有很宏大的设定，在将小说改编为电影的过程中，如何选取出一段故事或者人物在短短120分钟之内表达出来？

张小北：主要有三原则，第一是作品本身得是有一个完善的可延展的世界观设定；第二，必须有一个足够新鲜的创意；第三，科幻小说中必须要有至少一个足够深刻，可以多维度刻画的人物形象，把这几点完成之后，再根据这个主类型，再去寻找合适的叙事模型，以及根据我们的未来的观众预判，准确呈现里面所呈现的情感和叙事节奏把握，这是后续的技术性的把握了。

观众：您觉得中国科幻的未来视觉化表现的发展会是怎样的？

姬少亭：我们特别希望在中国的银幕上能够出现符合中国人审美的一套新的视觉体系。我相信在未来的电影创作中，会越来越吸收创作者的本土文化，逐渐的会更加的中国。

张小北：从一线工作经验来说，中国电影剧组的艺术指导非常缺乏，这跟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是直接相关的。当我们把某种美学概念视觉化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设计工作，这取决于当下中国整体技术水平和设计水平，我们需要摸索着前进，这个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必须有耐心、花时间。美学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需要花时间逐渐建立的，而中国科幻电影在这部分是缺失的，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跟国际上的电影美学是脱节的。

郝景芳：实际上中国缺的很大环节是艺术教育，从小到大的美术也好，整个艺术感知的教育缺的太厉害。很多人是能写的，但是你跟他说你写这个东西到底长什么样，写文字这个人也画不出来，这是从小到大整个社会的艺术教育本身的缺失，以至于现在很少能找到顶尖的去做概念设计的人。其实有非常多的基本技术和基本能力，还有基本的这种感知能力，起码应该所有人都有，艺术教育缺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