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抗日神片，中国观众想到的八成都是“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等奇葩桥段。每当想到国产抗日题材作品，总让人扼腕叹息，既可笑，又可悲。反倒是我们隔壁韩国，倒是把这个类型拍得有声有色。

为什么二者差距如此之大？我们到底欠缺了什么？本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及分析。

现在韩国的抗日电影可以分为两条线，一条创作路径是“日据时期”，另一条创作路径是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侵略朝鲜。

朝鲜的日据时期始于1910年8月29日，当时大韩帝国与日本帝国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此项条约一直到日本投降才截止。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大韩帝国的灭亡，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半岛并开始进行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韩国称《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为“庚戌国耻”。

这时期出现过的人物与事件，给韩国的电影人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随着历史真相被查明，过去不敢触碰的禁区，如今得以公开化，这一类型的创作愈发活跃，2015年的《暗杀》开启了这一类型的创作热潮，其商业上的成功也证明了此类型的市场前景。

这几年出现了一批大制作抗日题材电影，2015年的《暗杀》，2016年的《密探》，2017年的《军舰岛》，2019年《凤梧洞战斗》。

就像上面说到的，除了“日据时期”的另外一条创作路径，也诞生过高票房大片。它就是曾在韩国国内影迷圈内引发争议的《鸣梁海战》，正是这部电影打破了《阿凡达》1360万人次的票房纪录。

为什么韩国抗日片受欢迎，它的成功因素有哪些呢？

正是拥有这几大元素

韩国抗日片才如此受欢迎

一．其多样化的类型化叙事模式

拿《暗杀》来说，它是描写朝鲜义烈团的影片，其类型内核实际上是谍战特工片，以类型片的模式来架构一部主旋律电影，可以让电影输出的价值观并不生硬地传递给观众，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韩国电影《密探》

《密探》的外壳就是一部“双雄片”，孔侑代表正义一方，宋康昊代表亦正亦邪一方。期间双方斗智斗勇，他们之间的男性情谊在影片中着墨很多。

《军舰岛》可以看做是一部特工片，宋仲基的任务是潜入军舰岛，解救里面的劳工；他的角色就像是一位独胆特工，深入虎穴完成绝密任务。

这些影片少不了背后专攻类型片的导演，上面表中提到的几位导演，崔东旭此前的两部作品《老千》与《夺宝联盟》，都是群戏，电影的主题都是关于人性，以及人物互相之间的爱恨情仇，而他执导的《暗杀》也是关系错综复杂的人物群像；金知云是韩国商业类型片导演中的代表；柳昇完通过《柏林》等片，早已证明其驾驭商业类型片的能力。

韩国电影《德惠翁主》

实际上，广义上的韩国抗日题材，包括《鬼乡》、《德惠翁主》、《东柱》、《解语花》等，涉及到剧情片、传记片、爱情片等类型，这里不作引申讨论。

二．大势演员参与的卡司阵容

既然是大场面抗日电影，基本上就是大制作，这时候就需要具有票房号召力的一线演员加持才行，好故事+一线演员是高票房的关键。

表中的四部电影涵盖了韩国半数以上的一线演员，《暗杀》里面有全智贤、河正宇、李政宰、赵震雄；《密探》有宋康昊、孔刘、李秉宪、韩智敏；《军舰岛》有黄政民、苏志燮、宋仲基；《凤梧洞战斗》有柳海真、柳俊烈。这里面既有像宋康昊、河正宇这样的中流砥柱，也有像柳俊烈这样的新生代。

韩国电影《凤梧洞战斗》

这些电影的制作费用动辄就百亿韩元，如此高的投资风险和回收压力，有且只能邀请一线演员加盟。韩国跟中国不同，它们的娱乐产业极为发达，韩国民众对于演员和流量明星有极为清晰的界定。

韩国爱豆出身的艺人很少能参与一线大制作的电影，参与的大多是一些喜剧、恐怖、动作等偏娱乐向的中低成本电影。在韩国，演员和流量明星的社会地位是完全不同的，这可以从韩国综艺中就可以看出，大势演员和大势爱豆分别参与同一档综艺节目，在收视率上前者肯定会超过后者。

三．韩式民族情节

正如愈演愈烈的韩日贸易战，曾经作为日本殖民地的韩国与日本之间的恩怨超过百年，这还不算明朝期间丰臣秀吉率军入侵朝鲜半岛。

随着两国之间的历史恩怨，涌现出了众多像“李舜臣”这样的民族英雄，这也方便韩国电影的“造神”行为，打造一个又一个这样的英雄。这可以解释为韩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也可以理解为朝鲜半岛长久以来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低人一等的地位，造成了韩国人的民族自卑感，二者都需要此种“造神”行为。

但韩国的“造神”行为，除了有像李舜臣这样的民族英雄，也有像《暗杀》里普通的义烈团战士，甚至像《密探》里最终被成功“策反”的警察宋康昊。不管是民族英雄，还有曾经有污点的朝鲜人，韩国电影对这些民族英雄的人物刻画很到位，“神化”的英雄加上“去神化”的人物塑造，才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中国抗日影片的近年发展

中国抗日题材影片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一系列像《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等抗日电影。这一时期，抗日电影兼政宣性与娱乐性，尤其像《铁道游击队》在影像语言上超越了当时多数影片，以至于这个题材又被翻拍了多次，包括成龙主演的《铁道飞虎》。

国产电影《一个和八个》

等到了80年代，出现了像《血战台儿庄》这样的优秀抗日电影，标志着第五代正式崭露头角的《一个和八个》也诞生于此时期。由于距离文革结束不久，此时的国产电影面临着长期的艺术上的惯性，计划生产还是作为电影生产的主体。这个时期制作的电影不是纯粹的商业片，制作水平也处于一个摸索的阶段。

等到了两千年以后，随着《建国大业》和《十月围城》的上映，开启了“主旋律电影商业化” 和“商业电影主旋律化”。国产电影中涌现了一批抗日电影，2000年的《鬼子来了》，2003年的《紫蝴蝶》，2009年的《风声》、《南京！南京！》，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2013年的《厨子戏子痞子》，2016年的《铁道飞虎》，2017年的《明月几时有》，2018年的《邪不压正》。

张艺谋、姜文、许鞍华、管虎、娄烨、陆川等国内知名导演都制作过此种类型的影片。但部分电影偏高的观影门槛把普通观众挡在门外。上面这些电影“作者性”浓，但娱乐性偏弱，去年上映的《邪不压正》就是这个问题，当时让普通观众大呼看不懂。当然，也有像《风声》这样更偏娱乐性的作品，这离不开陈国富的把控。

国内的抗日题材作品还没有出现过爆款。究其原因，审查上的问题是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其次，这种题材投资甚巨，即便是导演想拍此种类型，也要面临融资难，投资回收压力大等问题。

目前抗日题材的影片并不是国内电影的主要类型，并没有形成一个“抗日片宇宙”，一提到抗日题材电影，大家就会联想到“说教”、“沉重”等标签，潜意识里就会对这种题材避而远之，如何打破普通观众对于抗日电影的固有偏见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即将在国庆档公映，可能在未来掀起一波献礼片的潮流。作为献礼片的分支，抗日电影需要依赖一套符合商业片标准的配套流程，其实有些好莱坞大片，某种意义上来看等同于主旋律电影，讲的无非关于“美国梦”的主题。在模仿好莱坞电影之前，不妨先借鉴下韩国的制作经验，他们对于项目的开发，制作的把控都值得我们学习。

电影的类型化是中国电影的必经阶段，去年中国电影市场的表现，证明了类型化叙事是中国电影市场发展的必然。类型化对于抗日题材、献礼题材同样重要，不但要类型化，还要工业化。类型化就意味着电影大量生产有了可能，进而实现工业化。

深度开发中国的抗日题材，用类型化的手段塑造属于中国的民族英雄，这样可以在保证票房的情况下，让这个类型再次焕发新生，并可持续性发展。

韩国的抗日题材目前可能确实比我们好一些。在今后，如果可以在在宣扬民族精神和大众审美上找到共振，中国的抗日电影就可以摘掉现有标签，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制作出票房口碑双赢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