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独行月球》风头正盛狂揽票房的七月末八月初，港片《七人乐队》的“演奏”似乎无人在意：上映六天，单日排片占比只维持在百分之一出头，截至目前也只拿到了二百多万的票房。

从票房市场的表现来看，《七人乐队》似乎是失败的，但这部由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七位名导拍摄的胶片电影，通过七部短片，讲述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香港，戳中了很多影迷的情绪。

影片豆瓣评论区里，不少影迷通过《七人乐队》看到了他们爱过的香港电影人的情怀，勾起了沉寂已久的对港片的美好记忆；另一边，“劝大家别看拼盘电影”“怎么不算《我和我的香港》呢”的争议声也不小。

《七人乐队》并非典型的香港商业类型片，更像是在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之际，集合一批香港电影人的私人情感与记忆而成的“献礼”文艺片，因为受众有限而无法像内地的“我和我的”三部曲一样在电影市场掀起观影热潮——

曾在《我和我的祖国》身上被验证过的“拼盘电影”强大的票房号召力，这一次失灵了。

拼盘只是“献礼”的选择吗？

形式上，《七人乐队》的确符合“拼盘电影”的概念。由一位导演或者数位导演创作的集锦式或单元式电影，往往由数个短片一起组成一部完整的电影，涉及主创人员众多，短片之间没有太多逻辑关联。

如今观众比较熟悉的拼盘电影，往往是献礼片和电影类型结合的结果。这类影片对于盛大的纪念日有一种仪式制造效果，也能够完成明星和导演的拼盘，并在“我和我的”系列身上形成了具有票房号召力的规模效应。

但在《我和我的祖国》之前，拼盘电影在商业电影领域中一直处于小众范畴。在国内为数不多的拼盘电影当中，爱情片占了大半。据毒眸不完全统计，2004年-2019之间的12部拼盘电影里，有9部主要的类型元素是爱情。甚至可以说，“祖国”之前，“拼盘电影”几乎是爱情片的专用类型。

有从业者曾对毒眸表示，相比于其他类型，爱情片更具备做拼盘电影的合理性——在统一的爱情主题下，编剧可以处理不同年龄段的情感关系，让同一部电影尽可能地触及更多年龄段的观众，以获得更大商业回报，而这也是国内爱情拼盘电影众多的原因。

但爱情拼盘电影的形式并非总是票房灵药，像2016年情人节上映的《奔爱》，尽管由五位知名导演和一众大牌明星参与完成，营销声势浩大、投资规模也不小，但最后只拿到了4700万的票房，被认为是一部失败的模仿《真爱至上》的爱情拼盘电影。

扭转国产拼盘电影在票房市场的低迷的，是2019年国庆档献礼大片《我和我的祖国》。影片在当年国庆档期内就拿到了近20亿的票房，并且大众口碑不错，之后《我和我的家乡》迅速立项，仅用时5个月便制作出炉，最终收获28亿票房——两部献礼片在观众中立住了“拼盘电影”的名号。

如果以世界电影的眼光来看，拼盘电影本身就带着献礼气质，与具有纪念意义的节日氛围脱离不了联系。

1995年，正逢电影诞生百年之际，张艺谋作为四十位导演之一参与创作纪念电影之父卢米埃尔的电影，其拍摄本身便有许多限制，如用卢米埃尔制作的老式摄影机拍摄，不能同步录音，一个片段片长仅为52秒等等，用以强调和纪念日本身的契合感。

2007年时，戛纳电影节为庆祝六十周年，也曾邀请35位曾在戛纳获得荣誉的导演各拍三份钟短片，总电影取名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具有浓烈的纪念意义和迷影气质。除此之外，国内导演参与的拼盘电影项目还有陈凯歌《十分钟年华老去》，姜文《纽约我爱你》等等，都是受邀拍摄的纪念电影。

在这些国外主导的拼盘电影里，纪念的意义往往超过了电影本身，拍摄出的电影成品不存在商业属性，其用意也非盈利。而国内也一直有在重大纪念年份拍摄献礼片的传统。像在建国六十周年的节点，《建国大业》相比之前的献礼片，采用了更加市场化的宣发方式，并且聚集了172娱乐明星演出，制造出不小的媒体噱头。

直到2019年国庆档时逢建国七十周年，七个导演拍摄七个历史上的关键节点，《我和我的祖国》在浓重的节日氛围中以一种极为契合观影氛围的姿态诞生。相比《建国大业》的伟人视角，《我和我的祖国》以普通人的视角回望历史，更能让观众有代入感——“我和我的”系列的诞生，在巧妙地抓住了拼盘电影的核心“献礼”的情况下，同时又将此种类型极大程度地商业化了。

可以说，不仅是主旋律献礼片让曾经作为爱情类型片专用形式的拼盘电影焕发新生，拼盘电影这一形式也让主旋律献礼片更为容易地触及大众，最终共同造就了“我和我的”三部曲的诞生。

但到了去年上映的《我和我的父辈》，大众已经开始对献礼片明星拼盘的模式挑剔，不少观众评价群像式的拍法过于走马观花，这些负面口碑，都会对影片的票房走势产生影响，最终影片只拿到了14.77亿的票房，表现远不及系列前两部——“拼盘电影”也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创造力衰减、观众审美疲劳的境地。

怎么“拼出”未来？

早年间，港台电影里也有过拼盘的影子。杨德昌、柯一正 、陶德辰和张毅四位导演指导的《光阴的故事》上映的第二年，台湾地区就出现了《大轮回》《儿子的大玩偶》两部口碑不错的拼盘电影；港片《1:99电影行动》也是在非典发生后，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起拍摄的；今年的《七人乐队》由洪金宝、许鞍华、谭家明、袁和平、杜琪峯、林岭东、徐克七位导演执导，七个短片故事背景不同，导演们的影像风格也并不相同。

对于香港电影爱好者来说，观察分析哪位导演拍摄的哪个故事、故事里的作者表达和美学风格是怎样的，无疑是一种观影乐趣，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评判电影好坏的标准只有好看与否。而《七人乐队》里的香港故事和香港记忆，是大多数内地观众都无法深层共鸣共情的，这决定了影片并不具备“我和我的”系列那般广阔的观众土壤。

“拼盘电影的天时地利人和非常重要。”有从业者表示，并不是所有顺应节日氛围和充满情怀的拼盘电影都能在票房市场有好的结果，“我和我的”系列曾取得的成功很难具备普遍的模仿价值。

《我和我的家乡》总策划张一白在接受专访时曾表示，“家乡”的成功在于国庆中秋双节氛围浓厚，同时受近年短视频平台的洗礼，观众在审美上能接受短片形式。此外，影片是影院复工后的第一部大体量喜剧，希望给观众一个情感的释放出口。

但强视效的大片始终是主流需求，尤其是疫情造成的供给不足之后。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毒眸，相比于短片形式的拼盘，观众还是更渴望在电影院看到像《长津湖》一样的“大片”。而在当下，低迷了已久的电影市场里，观众更为买单的还是像《独行月球》这样的喜剧科幻大片，《七人乐队》的存在更像是为特定观影群体定制的礼物。

不止于此，拼盘电影也需要考虑上映的节点性。《我和我的祖国》能够取得巨大的票房成功，和占据了七十周年献礼的重要时间点有关。但符合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重大节点的《七人乐队》，也没能赶在7月1日上映，有从业者对毒眸表示，如果影片能在当天上映，或许会乘着欢庆、纪念香港回归的良好氛围收获一波票房。“献礼性质的拼盘电影如果没有很好的上映时间支撑，在同大众的情感共鸣上就弱了一层。”

而如果回到拼盘电影本身，如何保证不同单元内容的统一性、不同时间线里故事流畅地衔接，也是这类影片的重要命题。有编剧曾告诉毒眸，长篇电影叙事难度很高，对人物的挖掘也需不断纵深向前。短片或者拼盘电影只需有一两个创意点就能撑起来，对人物的挖掘也止于浅层。

但相应的结果是，如果不能够往下继续挖掘深层含义，拼盘电影也就没法给观众带来更大的惊喜。“因为这种电影是见底的嘛，你一眼就知道它要干嘛，观众很容易就看累了。”

尽管“我和我的”系列向观众和市场展示了拼盘电影得天独厚的优势，甚至只要其中一个单元口碑不错，就能带动整体的票房上涨，拉动观众进入影院。但拼盘电影也还有拓展的空间，一位创作者告诉毒眸，在他的理想状态里，拼盘电影中的情感模式应当是多核的，“爱国当然是主旋律，但爱国之外也可以有很多次要的核心”。

如果从这一维度来衡量，《七人乐队》中七个不同篇章的情感是丰富多样的，只不过因为受众有限，而没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情感的力量、打动更多的普通观众——在商业主旋律上行之有效的拼盘电影，在这部文艺片上没有验证其票房的号召力。

港片拼盘的票房折戟，也对内地拼盘电影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长远地看，想要复刻《祖国》和《家乡》级别的成功并不容易，当观众开始对拼盘电影审美疲劳，再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也很难保证其在票房市场的威风。

或许对拼盘电影来说，拼出未来的重点依然是突破创作瓶颈、讲好故事，找到打动观众的那个核心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