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止今年，最近几年，戛纳电影节似乎成为韩国电影人的福地。2019年，奉俊昊的《寄生虫》突破性地收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并在收获“颁奖季”大大小小的奖项后，最终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2018年，李沧东的《燃烧》获得戛纳场刊《银幕》高达3.8的评分（满分4分），他跟同一年入围戛纳的《江湖儿女》《小偷家族》的导演贾樟柯、是枝裕和在颁奖季也被媒体并称为那一年全球电影市场上的“亚洲三杰”。
这并不意味着韩国电影在柏林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没有斩获。韩国电影人获得的第一个“欧洲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奖项，就是《借种》女主角姜秀妍在1987年威尼斯电影节所获的最佳女演员，金基德执导的《圣殇》也在2012年获得韩国电影的第一座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洪常秀更是在最近三年连续夺得三次包括最佳导演、最佳剧本、评审团大奖在内的银熊奖。然而，真正能够带给韩国电影工业蓬勃激励的，依然是戛纳。
虽然统称为“欧洲三大电影节”，但从主竞赛影片的高品质，以及作为全球最大电影交易市场两个角度来说，戛纳电影节或许是当今收获全世界电影同行及影迷最多关注的一场盛会。尤其是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影交易市场，戛纳电影节吸引来自全球几乎所有电影市场的买家共聚一堂，往往在颁奖之前，不同单元的热门影片便早已经被各国片方牢牢锁定。
当代华语电影在全球市场上的崛起，也与戛纳电影节有着紧密的联系。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有《霸王别姬》《活着》《春光乍泄》《一一》《鬼子来了》《青红》《春风沉醉的夜晚》等华语电影入围戛纳电影节并收获奖项。而这些影片的导演，也正是内地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以及中国香港作者电影、中国台湾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获奖，激励了一代代新的华语电影人，也为当代华语电影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带来美好的回忆。
而最近10年，通过戛纳电影节崛起的，正是韩国电影。
近十年韩影成为戛纳“主流”
韩国电影首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时间比华语电影晚了许多，颇具作者风格的林权泽导演的古装爱情片《春香传》在2000年开创了历史。两年后，他执导的古装传记片《醉画仙》再度入围，并成为首位获得戛纳主竞赛最佳导演奖的韩国导演。但真正让大众影迷记住并津津乐道至今的韩国电影，则是2004年入围戛纳主竞赛的朴赞郁执导的《老男孩》。这部影片直到现在，也是韩国类型片的代表作之一，开创性的视听语言跟动作设计，也影响了此后许多类型片导演的创作风格。
也正是从此刻起，韩国电影开始频繁地在戛纳电影节上露面。朴赞郁成为戛纳电影节的常客，从《蝙蝠》《小姐》到《分手的决心》，多年来陆续在主竞赛单元有所斩获。2004年和2005年，洪常秀凭借《女人是男人的未来》《剧场前》连续入围戛纳主竞赛，并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凭借《夏夏夏》《北村方向》《在异国》《之后》多次入围一种关注单元或主竞赛。奉俊昊在《寄生虫》获得金棕榈之前，也凭借带来流媒体与影院争议的《玉子》入围了戛纳主竞赛。导演李沧东更是被誉为“无冕之王”，执导的6部作品中，就有《密阳》《诗》《燃烧》3部入围戛纳主竞赛，除了自己获得最佳编剧，也帮助全度妍获得韩国第一座戛纳最佳女演员奖。
虽然在全球广大地区上映后，《寄生虫》所受到的高度褒奖与探讨的社会议题，在不同的市场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但其在全球影视行业中为韩国电影带来的正面影响绝对不能忽视。当它的国际版权售卖到超190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市场、最终夺得好莱坞最值得关注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时，才真正意味着韩国电影用极为成熟的类型化叙事和大众观众所能接受的表达主题，获得了全球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观众的普遍认可。
至此以后，韩国电影在全球市场上的待遇陡然拔升，就连被韩国国内誉为“朴戛纳”的朴赞郁，也在今年接受《综艺》采访时，对《寄生虫》表示了高度盛赞，他认为，“《寄生虫》是一个关键性、历史性的时刻，你甚至可以将（韩国）电影直接归类成‘《寄生虫》之前的’和‘《寄生虫》之后的’。不仅在韩国电影历史上，即便是在非英语片的历史上，这部电影都占有着相当特殊的位置。”
如果持续关注韩国电影，很容易联想到，金棕榈颁给的，或许不仅仅是《寄生虫》这一部电影。电影媒体人何小沁在参加当届的戛纳电影节时，曾写下过这样一句感慨，“金棕榈不是颁给《寄生虫》的，是颁给《杀人回忆》，颁给《燃烧》，颁给奉俊昊、朴赞郁、李沧东、洪常秀的，是颁给韩国电影的。也许奖项因评委的口味差异而有很大不确定性，但韩国从好莱坞学徒一步步登上顶级艺术殿堂，将类型片推向世界，真的很了不起。”
拍摄类型片的好莱坞学徒，是大多数影迷对最近20年间韩国电影的印象之一。类型片，尤其是商业类型片，由好莱坞在几十年前发扬光大，也成为好莱坞吸引全球电影人才、成为全球电影中心的绝招。截止今日，除了中国电影人有机会拍摄成本高达上亿美元的商业大片外，其他国家的电影人几乎都没有这个机会。而好莱坞，每年依然批量生产着成本高达一亿、两亿美元的超级大片，然后将其想全世界电影市场售卖。
韩国当然也创作出许多好莱坞式的商业大片，以2006年奉俊昊的《汉江怪物》作为开端，再到前些年大热的《釜山行》《与神同行：罪与罚》《胜利号》，都在全球收获了众多观众。但若真的要论韩国电影最有价值的，则是他们在类型片的华丽外壳下，包裹着的进行表达、勇于表达、不断表达的驱动内核。
就连见多识广的参与戛纳电影节场刊评分的影评人们，也被韩国电影人所拍摄的带有作者表达的类型片所折服。在最近四届戛纳电影节场刊评分中，《燃烧》《寄生虫》《分手的决心》均分别取得了最高分。
从好莱坞的学徒，到登上戛纳电影节的最高领奖台，韩国电影能够将类型片钻研至如此深度，并且同时掌握兼具作者表达的深刻思考，与这片土壤的文化背景变化密不可分。
90年代快速发展，被迫出走好莱坞打好全球化基础
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电影的类型，或许可以用“百花齐放”来形容，其中尤以黑色电影、犯罪片、悬疑片、惊悚片等颇有市场潜力的类型为代表。其中大多的主题选择揭露丑恶的人性、政府的腐败、资本的堕落，直面无数令人痛心的现实注意问题。这也是韩国电影极具现代性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影迷共情的要素之一。
韩国电影真正起步的时间相对较晚，1991年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颁布的《电影振兴法》，算是当代韩国电影进入快速发展的起点（有趣的是，网传金泳三正是在当时看到《侏罗纪公园》一部影片的票房利润堪比150万台现代汽车，才坚定了发展电影产业的决心，当韩国电影人豪取两大戛纳奖项时，该系列收尾之作《侏罗纪世界3》正在全球上映，票房低于预期），而直到1998年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法》，提出“文化立国”政策，韩国电影才真的废除了此前异常严格的审查制度，以电影分级制度代替，电影人的创造力被完全激发。
在此之前，韩国电影因为高压的政治气氛，能获拍的影片类型寥寥，艺术家的创造力找不到窗口进行释放。当审查制度取消，带来了明显的饥渴式爆发，各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作品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低俗、血腥等带有打擦边球、猎奇属性的影片。
然而这样的乱象并没有呈现很久，在1998年的五年之后，《杀人回忆》和《老男孩》这样根植社会现实土壤、极具现实主义的黑色犯罪片便在戛纳电影节上大放异彩。只有当创作自由度打开，这样的题材才有机会经过类型片的精美包装，与广大观众见面。
不过，这些在以戛纳为首的国际知名电影节大放异彩的影片，此刻依然还没有打入世界电影主流语境。昙花一现的惊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
同样，对韩国本土电影人来说，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并非一成不变的。在前总统李明博和朴槿惠在任时期，韩国推出了令世界震惊的涉及9473名文艺界人士的“文艺界黑名单”。当政府层面用众多手段阻止名单中的电影人获得投资时，他们无法进行正常的创作，韩国电影的发展在当时被迫暂停。
出走好莱坞，成了此时奉俊昊、朴赞郁、宋康昊等知名电影人为自己找到的出路。奉俊昊与宋康昊（主演）、朴赞郁（制片人）联手，与“美队”克里斯·埃文斯合作了《雪国列车》，并执导了Netflix出品的《玉子》（该片也是Netflix与戛纳电影节产生“流媒体电影能否进入戛纳”纠纷的起点），朴赞郁也执导了妮可·基德曼主演的美国影片《斯托克》。
这些韩国电影人在好莱坞生产的商业类型片，虽然在口碑表现上并没有达到很高的成就，但在以名利场著称的好莱坞，通过其全球市场发行能力，着实让他们在全球观众面前刷出了脸熟，更让全球的影视从业者看到了“师从”好莱坞的韩国导演，究竟有着多么纯熟的驾驭商业类型片的能力。
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些影片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为通过Netflix火爆全球的剧集《鱿鱼游戏》做了一场预热。同时，又证明了韩国导演跟演员可以凭借对类型片熟练的掌握，即便在本国受到了严苛的封杀，依然有能力驾驭不同文化背景的故事，在国际电影市场上绽放光彩。
随着2017年韩国前总统文在寅上任，“文艺界黑名单”也以多位前官员被告而划上终止符，韩国电影人再次可以在本土获得投资、进行自由地创作，电影业很快就迎来了举世瞩目的第二次爆发，成果非常显著，比如2019年的《寄生虫》、2022年的《分手的决心》，乃至邀请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前来拍摄的韩国片《掮客》。
幕后推手：大型财团运筹帷幄 过关斩将获金棕榈
创作自由，只是韩国电影腾飞的方面之一。看到文化产业的价值进行投资、将文化作品推向全球，也少不了巨量资本的投入。
韩国的电影市场，其实也是由大型财团投资、控制，目前韩国四大电影公司当中，除了NEW之外，CJ娱乐、乐天和SHOWBOX，背后均是大型财团。
投资出品《寄生虫》《分手的决心》的，正是韩国著名的文化产业巨头CJ娱乐。CJ集团诞生于1953年，曾是三星集团子公司，从事食品行业，直到1995年才成立娱乐和媒体部，从事影视事业，如今凭借影视、偶像、音乐等领域的全面开花已经成为价值41亿美元的“娱乐帝国”。仅在电影行业里，CJ娱乐便布局了投资、制作、宣发、放映的全部流程，也是韩国唯一一家能直接对外发行的电影公司。我们所熟知的CGV影院，便是CJ娱乐的院线业务。
也许还有观众记得，当《寄生虫》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时，有一位韩国女士用非常标准的英文上台发表感言。她正是CJ娱乐的创办人李美敬。正是通过她和CJ娱乐在公关、营销上的努力，才能够让《寄生虫》在获得戛纳金棕榈之后，能够在几个月的“颁奖季”里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击败Netflix砸出一亿美元公关费大力推荐的《爱尔兰人》，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
今年的戛纳，朴赞郁上台领取最佳导演奖时，也在获奖感言中提到，“我想感谢全力支持的CJ以及以Mikcy Lee李美敬部长、郑瑞景编剧为首的所有同仁。”宋康昊获得最佳男演员的获奖感言中，也专门提到对CJ的感谢。
在《好莱坞报道者》对她所做的报道中，特意提到李美敬是一名狂热的电影爱好者，从《疯狂的麦克斯》到《蓝丝绒》，从《粉色火烈鸟》《龙年》，这些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但注定载入影史的知名影片都是她的最爱。她也承认，“我们这一代，甚至是奉俊昊这一代人，都称自己是好莱坞的孩子，因为我们一直被它的内容喂养。”
而在这篇报道中，《好莱坞报道者》认为正是李美敬推动了韩国电影成长至今，“CJ投资本土电影产业和像奉俊昊这样的电影人的崛起之间有着清晰的线索，也即是说，如果没有李美敬的支持，《寄生虫》绝不可能出现。”这也是韩国电影观众的一种普遍画像：他们是伴随好莱坞黄金年代成长的观众，看过了太多优秀影片，对类型片的品质要求普遍较高。
这也将压力给到了创作者，朴赞郁在戛纳获奖后接受媒体采访、回答“为什么韩国电影这么多样化又活跃”这个问题时，曾开玩笑道，“韩国观众对于电影相当挑剔，希望类型片中还要兼具搞笑、恐怖、感动，我们一直被‘折磨’着，韩国电影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当宋康昊被问到“你认为韩国点ing如此飞跃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也回答“我认为是不断挑战、不断变化的努力给文艺创作带来的影响。”
CJ娱乐在戛纳、奥斯卡所获得的成绩，也证明了当创作者拥有充分的自由环境，真正热爱电影的资本进行深度介入，并不会带来负面效果。对电影行业发展能够起到正面积极意义的资本应该是什么样？或许可以参考奉俊昊对李美敬的评价，“《雪国列车》对于韩国电影产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项目，并且对于制作预算要求很高，是CJ使它变为可能。她（李美敬）是一个真正的影迷，她看过非常多的电影，并成功地把对电影的狂热带到了商业界。”
无法预测已经全面与国际一线电影接轨的韩国电影，能够在未来走向何方。在本届戛纳电影节中，日本导演是枝裕和跟中国演员汤唯的加盟，或许将释放一个信号：愈发茁壮的韩国电影，目标获取全球市场，将吸引东亚优秀的电影人加盟，有望成为一座东方的“好莱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