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向北看，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庄严肃穆，照耀着国家的未来；向南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底座伫立在广场中心，托举着民族解放的历史。
每天，数以万计的行人、车辆在它们的注视下川流而过。
这两件作品，都凝聚了林徽因的心血。
世人皆爱美人，但又对美的态度不能大方认同。
遇见美的，心中总不免泛酸：全因她（他）生得一副好皮囊，才得上天厚爱，一生顺风顺水花团锦簇。
细数民国美女，必有林徽因。有人奉她为女神，有人说她是个“绿茶婊”。
身边有个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还弄得徐志摩不成魔不成活，在去看她的路上飞机失事身亡；勾搭的学界泰斗金岳霖为她终身不娶。
殊不知，林徽因自己却一直忌讳世人以“美人”来看待她，她曾说：“真讨厌，什么美人、美人，好像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
在林徽因看来，外貌之美十分肤浅，充满对她才华的轻视。
时至今日，依然有许多人津津乐道于她的感情故事，但她的学术见识和文人风骨却甚少被提及。
林徽因，生于1904年，卒于1955年。
短短51年间，祖国大地上外敌入侵、百姓流离、政局动乱，而她，始终与国人家人同甘苦、共患难。
颠沛流离是林徽因短暂人生的主要内容。
真正的林徽因，是一位建筑师，也是一位坚忍忠诚的知识分子。
多年前，央视推出了一部与林徽因有关的纪录片，至今仍在豆瓣上以9.4的高评分高居不下。
这部记录片“洗白”了林徽因，也洗去了附加在她身上的桃色八卦，还原了那个被碾在时代车轮下的霜花女子，那个纵然战火喧天的年代下，依然追求至情至性的大学者林徽因。
1937年夏天，山西五台山区荒凉、崎岖的路上，出现了几驾步履迟缓、颠簸不已的“骡轿”，上面坐着一对年轻的夫妻。
他们是33岁的林徽因和36岁的梁思成。这是林徽因第三次山西之行，也是最重要的一次。
前不久，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时，夫妻俩发现：框架式木结构是中国古建筑的基本形式，于是下决心要找到一处唐代的木结构建筑。
1924年，20的林徽因赴美学习建筑学。
她坚信建筑学是可以将所学的艺术和技术结合起来的学科。
可惜美国宾州大学的建筑系不收女生，受林徽因影响的梁思成进了建筑系。
林徽因“曲线救国”，在美术系注册，但选修了建筑学的全部课程。
她全身心投入课业，优异的成绩使她成为课程助教。
在接受美国一家报纸的采访时，她自信地说：“我要带回什么是中西方碰撞的真正含义。”
学成归国，她与梁思成受聘于东北大学，创建建筑系，还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打算对中国古建筑进行考察纪录，将留学时的经验用于学校。
林徽因设计了东北大学“白山黑水”的校徽。
可是，中国古建筑的历史价值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认可，他俩得到的帮助少之又少。
当时，以伊东忠太为代表的日本学者，想编纂一本《中国建筑史》。
他们提出愿与中国学者合作考察，条件是能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实地考察全部交给日本，中国人只做文献整理。
林徽因当然拒绝了这样的合作。
从1930年到1945年，她与梁思成进行了长达15年之久的“中国建筑史”考察之路。
在此期间，抗战爆发。
夫妇结伴渡过长达9年的流亡生活。
他们风餐露宿，跳蚤缠身，在中国的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物。
林徽因曾在考察日记里写到：
“行三公里雨骤至，避山旁小庙中。六时雨止，沟道中洪流澎湃，不克前进，乃下山宿大社村周氏宗祠内。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
然而，林徽因却甘之如饴。
他们从敦煌壁画中得到启示：唐代佛光寺或存在于五台山地区，于是便兴致勃勃地出发了。
尽管过去5年的野外考察不乏这样的经历：千辛万苦地跑了几百里路，结果只见到一片废墟，或是明清以后仿建的赝品，但这一次，他们依然充满期待。
走了两天崎岖山路和陡峻山崖后，他们在傍晚时分到达一个名叫豆村的小山村。
夕阳西下，他们惊喜地发现，前方一处殿宇沐浴着晚霞的余辉，气度恢弘，屹立于荒凉空寂的苍山中。
佛光寺！它就这样神奇地出现在林徽因、梁思成的眼前。
一行人的兴奋难以言表。
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生前回忆说：
“直到许多年以后，母亲还常向我们谈起他们的兴奋心情，讲他们怎样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与臭虫堆中摸索测量。”
林徽因凭着一双远视眼，发现大梁下有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
“为了求得题字的全文，他们在梁下支起高架，清洗梁底尘垢，看出了一行‘功德主故左军中尉王’的字样，字体均是唐风。
字的意思表明：修建大殿的施主是一位宦官，官衔是左军中尉（由宦官出任，执掌唐代的中央禁军），姓王。”
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张德沛回忆说，林徽因在佛光寺测绘时，与当地老百姓和教书先生相处极为融洽，“他们主动帮她拉皮尺、拓碑文”。
测绘结束后，林徽因、梁思成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然而就在此时，数百里外的北平，卢沟桥上响起了枪声。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军队向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起蓄谋已久的挑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国家和民族到了救亡图存的时刻，营造学社的古建筑考察不得不戛然而止，这次山西之行成为林徽因夫妇考察事业的最后一个高峰。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日军分三路进城。
街头冷落了，胡同寂静了，政府部门开始撤离、疏散。
当时，匆忙逃难的林徽因不会想到，1937年就这样成为一个分水岭，将她的人生截然分开。
1937年之前的林徽因，是传说中的林徽因：出身名门、事业顺利、婚姻美满、儿女双全，可谓幸福生活的范本。
1937年之后的林徽因，人生是不断的失去：疾病夺走了她的健康，战争让她流离失所、事业中断、失去至亲。
但1937年之后的林徽因，才是真正的林徽因。
1940年的12月，林徽因与梁思成辗转半个中国，到达李庄。
她的病症来得极为凶猛：连续几个星期高烧到40度不退，夜间盗汗不止。
常年奔波，使林徽因患上了严重的肺炎。
现在的人们实在难以想象，以才色出名的林徽因，会有卧病在床的悲凉岁月。
六年病榻生活，林徽因阅读《史记》《汉书》，为营造学社研究汉代乃至更早时期的建筑做文献准备。
1946年，在北平复校的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建筑系，聘梁思成为系主任。
但不久，梁思成应邀赴美讲学和考察。
创办建筑系的工作实际上落在了系里聘请的第一位教师吴良镛以及林徽因身上。
她躺在病床上，全力支持吴良镛的工作。
从桌椅板凳的行政琐事，到排课授课的学术问题，事无巨细，出谋划策，确保9月份开学后建筑系第一班学生能正常上课。
但同时，林徽因的健康状况在恶化。
1947年冬天，她接受了摘除受感染的肾脏手术。
新中国成立后，45岁的林徽因迎来了一个忙碌的新时期，病情再重也压不住她的工作热情。
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持通过决议，同意报送的国徽图案。
林徽因作为国徽设计者代表应邀列席会议。
当时，她已经无法站起来了，任由眼泪顺着脸颊淌下。
此外，谁能想到，林徽因还是中国景泰蓝的一代尊师。
她在与梁思成逛古玩城时，发现了景泰蓝花瓶，得知这美轮美奂的景泰蓝已近绝根，经过多次走访调研，她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抢救景泰蓝的美术小组。
为此，林徽因多次到时任故宫研究员的沈从文处学习。
有长远见识的林徽因，对古代景泰蓝只有荷花、牡丹等几种图案感到不满足，便找出历代装饰资料，学习研究。
最终与美术小组一起设计绘制了一批新的图案，其中尤其以祥云火珠、敦煌飞天的图案最为出彩，既简洁明快，又不失浪漫。
20世纪50年代初，林徽因的身体每况愈下。体重只有50多斤。
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她负责设计纪念碑底座的浮雕纹饰。
林徽因还热心倡导北京传统手工艺品的设计改革。
当时，北京城的改造正轰轰烈烈地进行。
林徽因根据国外许多历史名城被毁的教训，预见到如果对北京城“就地改造”，把大量现代高层建筑硬塞进这古城的框框，结果一定两败俱伤。
这些意见却遭到了批驳。
如今，北京的古城墙变成了只有汽车驶过的二环路。
因为古城改造的分歧，在1953年8月的一次座谈会上，林徽因指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道：
“你们把古董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早年车祸使梁思成留下了腿瘸、常年穿铁马甲固定腰椎的后遗症，家庭一切都是林徽因在打理。
动荡时期，梁思成受批斗，红卫兵要求林徽因与他划清界限，甚至逼她与之离婚时，她理智、冷静地对待：
“我审视了自己对婚姻的准则：坦诚、理解、信任、宽容、责任。”
“我与思成之间没有任何隐私，我们做到了坦诚，正因为我们互相如此真诚，因此得到了互相的理解与信任，我宽容他的任何错误。”
“因此我也就有责任与他共同承担家庭的任何不幸。离婚？不！”
1955年4月1日凌晨，林徽因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林徽因离开了她的亲人，离开了这座美丽的古城。
梁思成为妻子设计了墓碑，碑饰取自林徽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浮雕图案。
此时，人民英雄纪念碑尚在施工中，“碑建会”决定，将她亲手设计的一块纪念碑底座雕饰刻样放到她的墓上。
追悼会上，两位挚友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写了一幅挽联：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1987年，林徽因、梁思成的“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这份迟到的荣誉，是对坚毅者的告慰。
时光流逝，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总有一些好事者，喜欢把林徽因捧为唯美、浪漫的“民国女神”。
但事实上，真正令她不朽的，是那份坚忍与忠诚，是那铮铮不屈的风骨，这才是知识女性的典范。
